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大陆史学的招牌；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1]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2]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销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3]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中共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中共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4]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作，自不免粗疏之讥；而《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5]《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然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6]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7]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8]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前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9]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旗下，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10]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11]此外，非嫡系的全汉升、杨联陞亦深受其启发。[12]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开始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回头是岸，复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13]其依违于蒋汪之间，首施两端，不亦如两头蛇乎？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实由其执笔。[14]《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15]
诗曰：唯物文章倚马才，当年和战费疑猜。神州命运君亲见，洪水滔滔剩一台。
注 释：
[1]郭湛波既说郭沫若“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最有成绩的人”，又称“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78-179）；顾颉刚则谓：“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91）美国德里克则指“郭沫若有关商末周初（约公元前1000年）是一个可与西方希腊罗马社会相比的奴隶社会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性贡献，堪与陶希圣对于帝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极富刺激性的分析比肩”（《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13）。
[2]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55、页111。后来陶氏又称：“我是用社会的历史学方法，影响我最大的是德国欧本海默的《国家论》、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以及现在还深具影响力的马克思·韦伯的著作。”（《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版，页8）按：陶氏曾选注《古代法》（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版）、翻译《国家论》（新生命书局民国18年版）。另，陶氏早年的思想同志、曾任《新生命》杂志编辑的萨孟武，后来又重译《国家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www.xing528.com)
[3]陶门弟子何兹全记：“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性质，由中国社会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所述甚清晰。
[4]参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第三章。
[5]蒋方震称：“陶希圣先生在游侠研究里，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团体，我见了欢喜的了不得，这是历史上的大发明。”（《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蒋百里选集》，台湾壬寅出版社1967年版）
[6]《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原载《独立评论》第153号。按：陶氏随后有《思想界的一个大弱点》以作答复，胡适再有《略答陶希圣先生》（皆载《独立评论》第154号）。陶晚年回忆：“胡适曾经来信批评我无名师益友，但为文所向无敌，是不是运气使然？我的答复是：‘武松打虎走沧州路，打尽天下无对手，但遇见张青与孙大娘，忽然心生感激与亲切。而我见您的批评，亦生类似的感觉。’”（《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页24）
[7]《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七、八期。
[8]《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
[9]参加研究室的学生有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等，编辑唐代经济史料共八册，包括农业与土地问题、交通、手工业、都市生活、商业、财政等专题，惜抗战时散佚，仅存《唐代之交通》、《唐代土地问题》、《唐代寺院经济》三种。另，魏特夫亦委托研究室搜集辽金史料，其名著《辽代社会史》即有赖于此（参《潮流与点滴》，页137、页145）
[10]钱穆回忆：“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70）
[11]陶氏本人已有学派意识，曾向何兹全表示：“将来抗战结束，送你们出国读书。回国后分在各大学开中国社会史，创始一个学派。”（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然而即在抗战以前，亦已成一派矣。
[12]全汉昇则在北大听陶氏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黎志刚、林燊禄《学人专访：全汉昇院士》）。杨联陞则在清华大学修陶氏中国社会史课程，并称“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打像为誓小考》，《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上皆据向燕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与史学发展的新境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在政治史方面，严耕望早年曾读陶氏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认为“用现代的方法研究政治制度，陶先生那本书是最早的”，并表示他研究政治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受陶先生的启示与影响很大”（黄宽重《严耕望先生访问记》，《治史问答》附录，《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对于叛离汪精卫，陶氏自己形容：“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另参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86）他晚年又借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之语，将汪氏的行事称为“公竟渡河之悲剧”（《八十自述》，食货月刊出版社单行本，页21；参《潮流与点滴》，页175），暗示惋惜之意。
[14]关于《中国之命运》之作，陶氏曾谓系由蒋介石撰述，自己负责整理（《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页204）；后来则称是蒋“指示希圣依据文告之意旨，拟订纲目，佐委员长起草书稿”（《八十自述》，台湾食货月刊出版社印行）。大体而言，是陶先起草约三万字的初稿，蒋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陶与陈布雷随之不断梳理，最后由陶定稿，约十万字（参《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页162-162）。近时李杨对此书撰写有详细辨析，指出陶氏代笔之说不尽准确，但她认为“陶希圣根据蒋介石口述内容起草的篇幅占不到全书三分之一，蒋介石修改、增补部分占三分之二有多”（李杨、范泓《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第三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则又嫌过犹不及，盖后来所作增补，陶亦同时参与，绝非尽出蒋氏一人之手。按：陶氏当时公开评论此著云：“总裁的新著，不啻一部近百年史论，尤不啻一部中国民族史论。这部新著，把中国五千年立国之道，百年来衰落之由和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奋斗，五年半抗战的牺牲，无不指出其详明确切的意义。……集国父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于上万言中，贯之以总裁的力行哲学，振之以抗战的时代精神，达之于日用寻常之微末，出之以宽猛相济之气度，兼继往开来之伟大，与耳提面命之亲切，而摆在每一读者的面前，指示其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读〈中国之命运〉》，收入《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年编印）则不啻自吹自擂矣。
[15]参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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