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天慧星拼命三郞石秀吕思勉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1]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通观胜，吕思勉则以综合胜。

吕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2]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3]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4]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有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5]生前辑为《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贯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6]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文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7]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8]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9]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10]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11]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12]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13]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14]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

注　释：

[1]《治史答问·史学二陈》，《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版。其门下黄永年曾说：“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但我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按：屈万里称傅斯年“彻头彻尾看过两遍”二十四史（《敬悼傅孟真先生》，《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是否可信，似可存疑；又，钱锺书自谓通读《全唐诗》五遍（吴庚舜《可亲可敬的钱钟书先生》，《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其事差可与吕氏并传。

[3]《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在史料方面已有相当准备，因老病未成（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14）。而以五十年代的学术环境，纵非老病，实亦不易完成也。(www.xing528.com)

[4]《治史答问·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三书》。

[5]严耕望又指吕著四部断代史，在内容方面异于通常史著，实等于“有系统的札记”（《治史答问·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6]《读史札记》初版多有删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增订本始据原稿恢复，并网罗所有分散的篇目于一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参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蒿庐问学记》。按：吕氏曾表示：“求诸金石遗器，其所得，诚或出于许书以前，然师传久绝，以意识读，不能无误；又其器亦不能无讹，亦未可专恃也。”（《说文解字文考·序二》）参方德修《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诲》、钱钟汉《吕诚之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皆收入《蒿庐问学记》。

[8]吕氏一再指出：“疑古之说初出，世人大共非訾，然迄于今日，其理卒有不可诬者。……此顾君颉刚所由谓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一》）“……其传愈久，其伪愈甚，信如今人所言，由层累造成者。然观其反面，则亦知其事迹之真者之逐渐剥落也。”（《先秦史》第二章）“读古书的，于近人所谓‘层累地造成’之外，又须兼‘逐渐地剥落’一义言之，方为完备。”（《中国史籍读法》第七节）故他特别强调古文献所存“单辞只义”的重要性（以上皆见邹兆奇《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蒿庐问学记》）。又，吕氏有《广疑古篇》（《中国制度史》第十章附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并与童书业合编《古史辨》第七册。

[9]如以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阐发契、稷神话（《吕著中国通史》第二章），以蒙古大汗推戴制度比拟上古尧舜禅让说（《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指先秦贵族政体有民主制度遗迹（《吕著中国通史》第三章），指刑法起源于对异族的征服（《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等等。以上参王玉祥《怀念吕诚之老师》、邹兆奇《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皆见《蒿庐问学记》。

[10]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11]《白话本国史》第三篇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按：吕氏贬抑岳飞、韩世忠，贬之为“军阀”，当与他对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认识有关。

[12]详见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第五章“《白话本国史》讼案”一节。按：周作人1936年《岳飞与秦桧》一文（《苦茶随笔》），即因吕案而起；胡适1936年在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亦提及：“去年就有一本中国历史教科书被政府查禁，因为该教科书的作者试图为秦桧翻案，为他七百五十年来所受到的谤毁作辩护。……”（《胡适在北平兄弟会上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11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即指吕著而言；夏承焘则谓：“……吕书以此事被禁，实亦有过当处。和议诚不可非，但不图自强，终必亡耳。”（1937年1月3日日记，《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五册页485）虽批评吕著“有过当处”，但也承认“和议诚不可非”。又，顾颉刚二十年代编《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列三皇五帝于传说时代，被国民党官方指为非圣无法，破坏国家团结，终遭查禁（参张京华《古史辨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第一章第一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顾、吕两案，为民国时期因史学问题而引发的两大诉讼（参张耕华《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页142-143）；盖一置炎黄于乌有，一指岳飞为军阀，皆破坏国族偶像也。此外，台湾林瑞翰七十年代著《中国通史》，指岳飞为跋扈不驯的军阀，遂招致检举，再版时被迫删削，亦可谓吕思勉事件的重演（参张玉法《请成立“历史法庭”审理岳飞被诬案》、史平《谁应审理林瑞翰被控诬蔑岳飞案》，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13]邱濬云：“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钱大昕谓“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金耻议和”条）；赵翼亦谓：“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

[14]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四期）；周作人《再谈油炸鬼》（《瓜豆集》）；另参《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苦茶随笔》）。陈登原《秦桧评》（《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又，王灵皋有谓：“胡适先生最近新发现（据其告友人云云），据《宋史》所载，宋代所处环境，不得不降金，不得不媾和。秦桧主和，实属老成谋国，独具只眼，其诛戮岳飞亦具有安内攘外的苦心。”（《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亚东图书馆民国25年版，页222-223）胡适后来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成功议和的政治家仍被视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桧，他与金人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来，秦桧从来没有得到原谅。”（《胡适在北平兄弟会上的演说》）另，谢兴尧指出，主和系南宋政策的主流（《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堪隐斋杂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夏承焘抗战时有云：“……谈宋代和战事。今所传文献，十九皆主战派之言论，然观《齐东野语》所记地狱巨蟒为主战者之业报一事，亦可见民间反战心理之一斑矣。经此浩劫，于鲰生他无所获，异日治宋史，较易领略耳。”（1938年10月20日日记，《夏承焘集》，第六册页55）隐然也有以主战为非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