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牢星病现象揭秘，杨雄与李宗侗分享的点将心得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1]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2]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3]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4]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5]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日固红极一时；[6]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7]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8]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序《顾颉刚日记》而成《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恣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凭藉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9]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10]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11]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12]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划时代的著作”；齐思和称之为“极为精辟的著作”，“是对于古史的大发现”；钱锺书亦于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13]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4]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历史的剖面》汇辑其杂纂，然仅得《君位由女性转变至男性的途径》一篇尚有《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另于清史亦有涉猎，惜撰述无多。于史学史有专著《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虽有可观，然亦归于平淡矣。

晚近大陆日知（林志纯）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而台湾杜正胜亦以城邦概括周代国家性质，并强调“国人”的公民权力。二者论说的前提皆有缺憾，然亦有可采，[15]或稍能继承李氏比较史学的精神欤？

诗曰：群学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注　释：

[1]《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郭氏自称其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而杨堃则指李著“一方面可称作《古邦》（按：即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个《续篇》，一方面却是后来居上，较《古邦》已大进步。如称本书为中国古史学界之《古邦》，亦非过誉”，更从社会学立场，对李氏的方法表示认同：“中国与罗马，可作比较的研究，而无悖于社会学之规律，此乃余所坚信而不疑者。”（《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二号）另，邓嗣禹曾指郭著“带有很多革命思想和很有价值的观点，只是有些明显的错误。更扎实详细的古代社会史著作是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相较于郭先生的谬误，李先生更像严格根据史料下判决的科学家”（《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编纂学》，《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3]冯说见《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中国经济史〉序》、《〈古史辨〉第六册序》（皆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说见《纬谶中的“皇”与“帝”》、《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皆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陶希圣有《疑古与释古》（《食货》第三卷第一期），吕思勉有《论疑古考古释古》（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页264-266），童书业有《“疑古”、“考古”与“释古”》（《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亦论及“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杨堃另将古史研究分作疑古学派、考古学派、唯物论派、社会学派，而以李著为社会学派的嚆矢（《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www.xing528.com)

[4]《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希腊罗马古代社会新研序》，《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民国37年版，页2-3。

[5]李氏著有《李鸿藻先生年谱》（与刘凤翰合作）。另参李氏《我的先世及外家》。

[6]胡适曾提及：“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姑爷。易培基当工矿部部长时，李宗侗一身兼有十七个要职，当时是很红的。……到了此地之后，李宗侗对我表示不赞成他的叔父，而对我表示很好。他是个学者，我特别对他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255）

[7]傅乐成指此事“使他终生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对人提起此案，认为沉冤未能湔雪，受人猜疑，是平生最大的恨事”（《追念玄伯先生》，《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而“故宫盗宝案”的当事人之一吴瀛则指李氏是“一个理智不清、心乱胆小、不识是非的可怜人”，并责他未出席易培基葬礼，“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页228、页266-267）

[8]此书一度影响甚大，陈垣极为推重。台静农谓“吾师陈援庵先生并许为必传之作”（《玄伯先生对于古史研究的贡献》，《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湾自刊本）；又牟润孙回忆：“李玄伯（宗侗）在故宫盗宝案发生后，蛰居上海租界，译法国文化人类学作品，谈古代希腊祭祀祖先礼俗。援庵先生看到后，倾倒备至，广为介绍，教我读这本书。”（《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启功也提到：“当时李石曾之子李宗同翻译了一部摩尔根的《世界古代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成了大家一时的话题，大家都纷纷发表意见，我也从中了解了西方史学家的史论，确实人家有人家的一套，值得借鉴，就连陈校长（按：即陈垣）也受到影响，赶紧找来看。”（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6-117）启功所言“当时李石曾之子李宗同翻译了一部摩尔根的《世界古代史》”云云，显然即“李石曾之侄李宗侗翻译了古朗士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之误，与台、牟二氏的回忆正可印证。按：李译多删略原注，近年此书有两种全译本，一为谭立铸等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为吴晓群译《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参《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蔡元培序。按：在李氏前后，以图腾和氏族理论疏通中国上古问题者，尚有李则钢《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黄文山《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卫聚贤《中国的氏族社会》（《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岑家梧《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及《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正中书局民国37年版）。又，近时徐刚《“叟”与古代的老人政治》一文，指出中国古文献所见的“叟”、“四岳”皆老人政治的表现（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颇有人类学及世界史的视野；然而李氏实已着先鞭，钩探中国上古的“老人会议”（《中国古代社会新研》，页228-229），徐刚未及见耳。

[10]参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的探索》，《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页986）。按：李氏怀疑中西城邦时代有文化因素的相互传播，举证谓：“Focus 者，拉丁文所以称圣火也。中国古音，火当读近佛，略如法语之Feu（火），现在广东陕西语所读仍如是。Focus之重音原在Foc，由Focus而变为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语Focus之变为法语之Feu，失其尾音而已。”（《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序》）罗常培批评其说：“我们先不必抬出‘古无轻唇音’的高深考证来，单就火属晓纽[x]不属非纽[f]一点来说，就可把这个说法驳倒了！况且比较语言学本来没那么简单，如果不能讲通成套的规律，就是把一个单词孤证讲到圆通已极，也不过枉费工夫罢了。至于把拉丁语中国古语硬扯关系也和早期传教士推溯汉语和希伯来语同源弄成一样的笑话！”（《语言与文化》第四章）

[11]见刘蕙孙《“火”与“酒”在我国初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12]《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671。

[13]杨堃《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版；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序》附识。

[14]傅乐成称：“他的学生虽多，但求一能传其学之人，目前尚不可得。”（《追念玄伯先生》）按：许倬云、逯耀东、李敖皆李氏学生，但都未能真正继承其比较视野。李敖有谓：“李玄伯的书，用了我最欣赏的史学方法，我很爱读，七年以后，他竟做了我的老师，真是有缘。”（《“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不过，牟润孙《春秋时代母系遗俗公羊证义》、《宋人内婚》、《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吕雉夺权与母系遗俗》等文，引民族学证史，则系直接受李氏的启发（逯耀东《心送千里——忆牟润孙师》，《海遗丛稿（二编）》附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15]二者皆将城邦概念运用于上古史，但林氏自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出发，突出中西之同；杜氏则与左派史学对立，突出中西之异。故杜氏批评林氏“认为中国古代的‘国人’（自由公民）已有希腊式的民主，我不相信可以找到资料来支持他的说法。……我坚信中国的国人不同于希腊的公民”（周延鑫、王道还《另辟史学天地的学者》，收入杜正胜《古典与现实之间》，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