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西名William（即威廉），号煨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洪氏治学，则能兼及二者。
洪氏早年就读于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并受洗皈依基督教，因成绩优异，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资助留美，先后获文硕士、神学士学位。藉此背景，毕业后即获燕京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以后更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等职。在洪氏的提议及主持下，引得处在二十年间，仅以十余人之力，编辑十三经、二十四史及先秦诸子等古籍的“引得”（index）及“堪靠灯”（concordance，即细密引得）凡六十四种，以替代传统式的记诵，在前电子检索时代，于学林固属功德无量。[1]
按：继燕京引得处之后，法人在华设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易名北平汉学研究所）亦编辑古籍通检十五种，以汉代子书为多，亦有劳绩。
洪氏的部分著述，即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仪礼引得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可谓由为人之学而成就为己之学矣。其中《礼记》、《春秋》、《杜诗》三篇，实为独立的鸿篇巨制，于三礼、《春秋》经传、杜甫诗集的文献源流皆作细密的通盘疏理，绝不能以序言视之；[2]洪氏即凭《礼引》一篇，于1937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Stanislas Julien）奖，为当时西方汉学的最高荣衔。[3]
其他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长七八万言，凭借多种外文素养，综合中外片断史料，考订出地图的刻板者及年代，为中西交流史的力作。旅居美国之后所作，《蒙古秘史源流考》辨析版本，自立新说；[4]《破斧》用力挖掘《诗经·豳风·破斧》一诗的意蕴及背景，为“小题大做”的典范；《再论西京杂记》、《半部论语治天下辨》皆属带有胡适笔法的趣味考证。此外，洪氏酷爱杜诗，除早年的《杜诗引得序》外，晚年又有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其余短跋小考，多涉及清代文献，亦不无可观。
大概而言，洪氏论著不能多而能精，多已收入《洪业论学集》；他受胡适、顾颉刚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自许，[5]务求在史料上竭泽而渔，尤能以西方式的严谨作专题考证，或稍有琐碎之处，但绝无虚言。
洪氏任教燕京时，教育甚得法，门下各有专攻：如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周一良、王伊同治魏晋南北朝史，杜洽治唐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升治辽史，翁独健治元史，田农（继综）治明史，房兆楹、杜联喆治明清史，王锺翰治清史，还有郑德坤治考古，陈观胜治佛教，侯仁之治历史地理，朱士嘉治方志，张天泽治海上交通，邓嗣禹治制度史。[6]可见洪氏培养人才，重专题、重断代，颇与傅斯年在史语所的作风类似；[7]则洪门旗号虽不甚张扬，但门庭广大，兵马齐整，实亦现代史学一大帮派也。
1946年洪氏赴哈佛大学讲学，未几大陆变色，遂寓美不归。[8]此后他挂靠哈佛东亚语文系，指导博士无数，但直至退休，也未获得正式教授资格。寄人屋檐下，只能求一席为稻粱谋耳。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栖栖皇皇，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9]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剑之苦也。[10]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 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称今日已系“e-考据学派”之时代云云。(www.xing528.com)
注 释：
[1]在已出版的引得中，十三经已得十二（顾颉刚另编有《尚书通检》），但二十四史仅得前四，诸子仅得《庄子》、《墨子》、《荀子》；已着手的《韩非子》、《晋书》等皆半途而辍（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七卷《文化教育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王锺翰《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芮逸夫《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主编者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版）。除正史引得未成之外，洪氏还后悔未能编出历代职官引得、综合地名引得（[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19）；并对专攻清史的王锺翰指示：“《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不够用了，应重编；编《清史稿》引得应与《清实录》、《东华录》参照合编成一部综合引得。”（王锺翰《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校后记）按：关于引得编纂的具体工作，洪氏归功于门下聂崇岐（洪业致胡适函，《胡适手稿》第六集卷一；据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转引，《史学与传统》，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二版）。
[2]参王锺翰《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清史馀考》。按：关于《春秋》一文，洪氏曾回忆：“我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想，西方汉学家中只有马伯乐一人有可能会读我那篇文章。不巧的是一直到他过世，我都没有机会问他，到底他读了我那篇文章没有。”后高本汉见到洪氏，主动说：“我读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真难读啊！可是我毕竟读完了。”并表示认同其见解（洪业英文讲义《史记三讲》，见童元方《洪业教授及其〈史记三讲〉》附录，《一样花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洪氏二十年代在哈佛旁听过伯希和讲课，并纠正伯氏关于中国上古年代问题的疏误，遂由此订交；洪氏获儒莲奖，即由伯氏推荐云（《洪业传》，页103）。
[4]哈佛教授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为蒙古学专家，不同意洪氏《源流考》的结论；但他与洪氏交谊深厚，故等到洪氏去世之后，才发表有关论著（《洪业传》，页163）。
[5]洪氏晚年对余英时多次提及，他受顾颉刚影响尤大（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又通过刘子健转告王锺翰：“一生治学，所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一点没有错，完全可以自信的。如为我的《论学集》作序，一定得写上这一句，于愿足矣。”（王锺翰《洪煨莲师与引得编纂处》校后记）最可见他的自我期许。
[6]参刘子健《洪业先生：广为人知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据《洪业传》引，页120）、王锺翰《〈洪业论学集〉评介》（《王锺翰清史论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丁磐石《翁独健师的学术功绩和他的高尚思想情操》（《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钱穆指傅斯年“彼似主张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68）按：傅、洪两人各成势力，皆具霸气，呈同性相斥的关系（参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页29）；洪氏晚年追忆：“傅斯年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批评我做引得这东西很机械，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而且说我学问肤浅。”又，1947年傅氏到哈佛听洪氏讲《春秋》经传，在堂上有激烈批评（陈毓贤《洪业忆故友：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赵元任》，《明报月刊》1987年十二月号）；此外，杨联陞亦提及：“燕大在中院（按：中研院）向来受屈，煨莲先生尤甚。”（杨联陞1982年8月致周一良函，据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毕竟是书生》）或亦与此有关。
[8]1948年福建基督教大学拟聘洪氏任校长，但洪氏接受友人劝告，复函谢绝。据说他发誓：新政权不倒，就永不回到中国（此据刘绍铭《燕京·哈佛·洪业》，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五期；《洪业传》大陆中译本删去）。按：傅斯年渡台之后，为人题字有“归骨于田横之岛”之语（李孝定《逝者如斯》，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页66），以示其义不帝秦的意气，颇与洪氏类同。
[9]参周质平《胡适的暗淡岁月》，《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按：胡适1955年12月致赵元任函有云：“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页1256-1257；另参1956年11月致赵元任夫妇函，下册页1290-1291）由此可以略窥旅美中国学人的处境。
[10]五十年代洪氏听闻大陆的燕京旧同事遭受批斗，乃表示：“知识分子因迫于形势而说假话，犹如妇女被强奸一样。谢天谢地，天下还有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否则像我这类人往那里躲？”（据刘绍铭《燕京·哈佛·洪业》）又，洪氏学生齐思和，原来人称齐胖子，但“大跃进”时形神憔悴，洪氏发表《我怎么写杜甫》时，即请编者用稿酬购买食品寄予齐氏（《洪业传》，页171）。则洪氏在精神上在物质上皆应自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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