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在现代学人当中，张荫麟仅得年三十七岁，却能治学多方，已可谓学林异数。然而有仪征刘师培、双流刘咸炘二人，天妒尤甚，皆绝命于三十六岁，论年寿之永尚不及张氏，而论著述之丰则犹有过之。[1]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
刘氏为近代学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既延续中学之旧，亦趋慕西学之新；其撰作极勤，种类极多，若以新旧为标准，可明显划分为传古与趋新两大类。[2]
传古者，系继承本土的旧学术传统，无论体裁或内涵，皆属清代朴学的延伸。经学如《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读左剳记》、《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汉宋学术异同论》，文献学如《古书疑义举例补》、《周书补正》、《晏子春秋校补》、《荀子斠补》、《楚辞考异》、《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学如《尔雅虫名今释》，数量极为繁富。其他短篇散论，更不可胜计。
趋新者，则多援引西方社会学说（卢梭、斯宾塞、甄克思）以阐发中国的历史与思想。[3]专著如《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以西方学科分类论学术史，《南北学派不同论》以地理史观区别文化风气，《中国民约精义》考掘民主思想的本土潜流，《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总结制度渊源，《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社会学观念解释文字起源；单篇如《古学起原论》（论古学出于宗教、论古学由于实验）、《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中国古用石器考》等等，皆非株守旧学者所能道。其中与林獬合著的《民约精义》，是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出发，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权观念，虽有先入为主的比附，但终为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嚆矢，[4]且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价值。
按：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专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5]其言虽不免夸大，然揆诸情理，似非无中生有。
刘氏亦如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诸人，处末世而经国变，非仅学术中人，亦政治中人。他早年鼓吹“排满复汉”，先后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复受日本社会党强硬派影响，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扬《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及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未几何时，竟摇身一变，返国投靠清廷大员端方幕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氏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并作《君政复古论》以推波助澜。不过十数年间，刘氏即由革命派，而清室走狗，而复辟分子，可见其性格投机，思想多变；而近代思潮之混乱，人情之反覆，由此亦可略窥一斑。[6]
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刘氏颇不见容于世论，终以蔡元培（孑民）能“兼容并包”，聘为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7]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存世。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起而捍卫“国粹”，1919年更主办《国故》以作抵制，[8]而同年即因病不治。
刘氏（申叔）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二叔”，为晚清国粹派的并峙双峰，[9]但论身后名，则此“叔”不及彼“叔”远甚。盖刘氏不仅形象有污，天不假年，又只知拼命著书以成就一己学问，而章氏则能广收门徒以壮大声势。故学术史上的章、刘，或可比政治史上的孙中山、黄兴及列宁、托洛茨基，黄、托才干固无伦，而孙、列更有领袖及组织能力，故终能垄断权柄。清人李塨谓“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10]则刘氏非能“造士”者矣。
诗曰：北大开坛赖孑民，左庵论学亦维新。当年博浪椎车客，竟是筹安会里人。
注 释：(www.xing528.com)
[1]刘咸炘涉猎极广，所论包括哲学（经、子）、史学、文献学（校雠）、文学，遗著达二百余种，“人谓其著书之多，年寿之不永，皆与刘申叔相类。”（刘伯榖、朱先炳《刘咸炘先生传略》，收入《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钱玄同认为刘氏的著述精要有四项：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群书校释（《刘申叔先生遗书序》）。
[3]参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9-101。按：尹炎武谓刘氏“好以古书证新义，如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流”（《刘师培外传》，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即指此而言。
[4]梁启超《古议院考》指议政思想中国古已有之，孙诒让《周礼政要》以西洋政法制度诠释周礼，与《民约精义》亦属同一思路。
[5]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第1698条。又，胡朴安称：“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申叔诸著作，多数取诸其祖与父之旧稿，此言我不能证实，但善之亦非妄言者。”（郑逸梅《人物与集藏·朴学大师胡朴安》）顾颉刚亦据章士钊所言有云：“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见，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集亦有误入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刘申叔遗书〉卷帙之富》，《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皆可与章说相证。则刘氏“传古”诸作，容有赃物之嫌，惟“趋新”诸作自非其先辈所能为。另，郑逸梅又记：“刘申叔之《左盦全集》，不尽为彼作，往往摭拾他人著述，其中有《史说》，即章士钊作品。”（《艺林散叶》第3813条）此则耳食之言，未必可据，惟由此亦可知刘氏在时人眼中的一般印象耳。按：章氏又有言：“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申叔性靡怯，言语吃吃不能甚清晰也。”（据王森然《刘师培先生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观此，则章于刘氏似不无相忌也。
[6]参吴相湘《刘师培左倾又右倾》，《民国人和事》，台湾三民书局1971年版。按：刘氏尝有文：“夫鼠性阴黠，混迹尘溷，及化为蝙蝠，则餐风吸露，与蝉蜩同。岂形变而性亦化欤？……则蝙蝠又善于自化者矣。”（《招蝙蝠文》，《左盦外集》）而刘氏为人善变，不亦如蝙蝠者耶？则此虽形容蝙蝠，实亦自状矣。另，与刘氏同属“筹安会六君子”的杨度，清末始主张君主立宪，洪宪复辟失败后，又逐渐靠拢孙中山的革命派，晚年更秘密加入中共。又如科举出身的徐谦，清季、北洋时代皆在法律部门任职，以后加入基督新教，鼓吹“基督救国主义”，并先后与国民党及俄共、中共势力相周旋。徐、杨、刘三氏在政治与思想上皆可谓近代史上的畸人也。
[7]蔡元培提及：“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所谓“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即指刘师培。
[8]刘氏当时拟复刊《国粹学报》及《国粹汇编》而未成，鲁迅曾有批评：“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函）按：刘氏被指向端方出卖革命党人（参《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精于《文心雕龙》，故鲁迅以“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讥之。不过鲁迅也承认，中国文学史“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函），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亦称许刘著。
[9]罗焌谓“刘师培闳通之识在章太炎上”（李肖聃《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80）；胡朴安亦指“太炎、申叔，深于乾嘉诸儒之学，申叔之精，虽不及太炎，而博或过之”（郑逸梅《人物与集藏·朴学大师胡朴安》）。
[10]胡适晚年好引此言，其1959年致赵元任函有云：“‘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页1436）另参李敖《“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收入《胡适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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