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藉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1931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汲取美国“新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而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华，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1]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礼（Investiture）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2]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大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堕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当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3]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的杰构。[4]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学却仅能达致二流。[5]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6]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为天退星者，正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7]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8]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波逐流，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9]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10]“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空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
注 释：
[1]齐氏主张将“洋考据学”与“中国旧日的考据学”结合起来（见齐思和《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www.xing528.com)
[2]齐氏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即以中西封建社会比较为题。何炳棣回忆：“从观点、方法、论断上我获益最多的，是与齐思和师几度对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因为这是齐先生哈佛博士论文的题目。”（《读史阅史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31）按：齐氏1937年提及他已完成《中国封建制度考》书稿，内容是关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考证，及其与西洋封建制度的比较（《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注[20]，《燕京学报》第22期），似即指其博士论文。又，齐氏1948年以英文完成《中西封建制度比较研究》，或亦其博士论文的扩张。
[3]杨开道评瞿氏《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云：“中国社会科学惟一的出路，是以欧洲上古社会、欧洲中古社会、欧美现代社会为背景，去解释过去中国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瞿君同祖对于美国现在社会已具根基，对于欧洲中古社会情形亦极娴熟，然后以之研究中国过去封建社会，显已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封建社会·杨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评亦可移以形容齐氏。按：五十年代后期齐氏作检讨时，对这种思路曾有自我否定：“我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是以封建制度为中心的，但是由于我采用了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封建制度的解说，因而所得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4]齐氏检讨时有谓：“……我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封建制度的特征来看，把战国时期作为封建制度开始瓦解的时期，至秦而彻底崩溃。因为按照资产阶级历史家的看法，封建制度和统一制度是互相对立的。中国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当然就不是封建制度时期了。我在《战国制度考》一文中的基本论点大抵如此。但是从秦汉以后，既不是封建时期，又是什么时期呢？能说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时期吗？现在一个小学生都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家根本就没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观念，因此我当时，也就看不出这种说法的荒诞不经。”（《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5]治美国史的顾学稼曾有经验之谈：中国人不能完全只做美国史，因为你做得再好，也赶不上美国人。……不如退而求其次，改做中美关系史。这样的话，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可以跟美国人一较长短（据王震邦《两岸史学与史家：罗志田访谈》，台湾《思想》第六期）。
[6]晚年尚著有《世界中世纪民族大迁徙》，约十万字，惜未完稿（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
[7]《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页47。按：谭其骧七十年代末致周函有云：“吾兄自五十年代以来，虽声名洋溢于一世，然论学术上成就，窃以为转不如解放以前，其故当由于改行不得当，非业务活动太多之故。”（据周一良《纪念老友谭其骧教授》，《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又，谭亦对其弟子谈及：“解放后他改行搞世界史，据说是周总理找他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面找他，当然是打毛主席的旗号，他能不听吗？我看他解放后简直没有时间搞自己的专业……”（葛剑雄《最难评说是书生——追忆和纪念太初先生》，《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在思想改造中的自我检讨》，《王瑶文集》第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9]收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10]分别收入《拔白旗 插红旗——北京各高等学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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