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天究星没遮拦穆弘、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征引文献的浩瀚，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罕有过于蒙文通者。[1]

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十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刘师培有《南北学派不同论》，为其显性代表；[2]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3]蒙氏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4]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5]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6]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分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7]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术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学。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8]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9]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与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10]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报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11]则其结局亦近陈寅恪，身历三朝，“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12]

弟蒙思明，著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注重社会阶级问题，治史已入新派，与乃兄已全然异趣。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注　释：

[1]朱谦之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哲学、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音乐学无所不通，方面犹多于蒙氏；惟综合之功多，发明之意少，未臻第一流境界。今人龚鹏程气势近之，著作如林，惜功力未免粗疏。(www.xing528.com)

[2]梁氏《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直接参照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历史与地理”一章，而间接源自博克尔《英国文明史》（参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王汎森推测蒙氏的地理史观或受日本“风土”学说影响，如辻哲郎著名的《风土》（《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蒙文通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

[4]参童恩正《精密的考证　科学的预见——纪念蒙文通老师》，《蒙文通学记（增补本）》。按：廖平论经学，有“齐、鲁为今学，燕、赵为古学”的说法，已藉地域因素解释今古文之别（参蒙文通《经学抉原·序》）；则蒙氏以地理区分民族，亦应有廖平的熏陶（参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另，对蒙氏具体论说的批评见张崟《古史甄微质疑》（《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5]傅氏1931年曾翻译博克尔《英国文明史》前五章，并作《地理史观》一文（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他的《夷夏东西说》虽作于1931年以前，但仍可能受到博克尔的影响，因为他完全可能在更早时就得知博克尔其人其书。

[6]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此外，闻一多《龙凤》一文，以龙为原始夏人图腾，凤为原始殷人图腾，实际上也属于古史二分说，只是未联系地理因素。按：孙作云认同龙为夏图腾说，否定凤为殷图腾说（《说龙凤——读闻一多先生〈龙凤〉篇》，《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姜亮夫亦认为龙是夏民族的崇拜物（《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以上可参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收入《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8]蒙氏1952年致张表方书（见萧萐父《含英咀花　别具慧解——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读后》，《蒙文通学记[增补本]》）。

[9]例如六十年代初有《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一文，落入庸俗唯物史观的俗套，指宋代不存在大规模商品流动，仍属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甚为无识。此亦如傅衣凌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史料功夫甚深，仍谓明清仍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官方历史观对学人心智的束缚之甚。

[10]《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78-179。

[11]据赵俪生《篱槿堂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57。

[12]此为陈寅恪生前语（据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