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微星九纹龙史进与严耕望：现代学林点将录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氏，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1]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2]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3]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4]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竭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5]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6]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7]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8]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9]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10]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11]而严氏亦表示：“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12]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13]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杨氏与胡适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14]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全璧；《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亦属未定稿，“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15]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诗曰：胡杨巨眼早垂青，朴学精神最典型。漫道钱门佳弟子，一归南港改门庭。

注　释：

[1]胡适1957年致杨联陞函（《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页343）。

[2]据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283。按：严氏《治史经验谈》曾提及：“杨联陞兄是位学术批评家，好几年前曾称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说‘充实而有光辉’；又曾转述胡适之先生称赞同一个人的成绩说‘精细而能见其大’。我想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但意境实很相近。这两句评语，某位史学工作者是否当之无愧，姑且不论；但我想借此两语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却极为恰当。”（《治史三书》，页61；另参《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研究：专访严耕望院士》，《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其中隐去名姓的“某位史学工作者”，实即严氏本人耳。

[3]严氏得识钱穆以前，原已关注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方面，有习作《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楚置汉中郡地望考》，并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为大学毕业论文题目。而钱氏至武汉大学，“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严氏遂坚信念，决定此后的治学方向（《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41-242）。按：钱氏早年治古地理，有《古史地理论丛》、《史记地名考》，严氏谓“制度与历史地理只是先生学术的旁支，所以这两方面的著作不多，也不很精。拿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两项学问只是他治史的两只脚，藉以站稳而已，不是主体”（《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82）。

[4]以上参廖伯源《严耕望先生传略》，《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湾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www.xing528.com)

[5]严氏自谓其《交通图考》在史料上“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谓‘竭泽而渔’，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收入《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另参《我撰唐代交通图考的动机与经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语出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治史三书》附录）。

[6]《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7]《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8]《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按：严氏评《柳如是别传》云：“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缘起》一章引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以自伤，是亦真无益之事矣！”（《治史答问·史学二陈》，《治史三书》）又指陈寅恪“治学无计划，故无一本传世之大书”（廖伯源《回忆与怀念》，《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则其意中，《别传》虽为“大书”，竟未足传世也。观乎此，可知严氏对于“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的史学，显然持批评态度。另，罗尔纲自述其著史态度云：“既不歌颂洪杨，也不咒咀洪杨；既不借往事以宣传，也不愿掩饰史迹的真相。著者只求在真确可信的史料中，写出一部真确可信的历史。”（《太平天国史纲·自序》，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亦与严氏立场略近。

[9]严氏回忆：“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当时先生可能尚有些不快，其实正是笃守先生教诲，以极大的定力，一心向学，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57）

[10]《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80。

[11]《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49、页284。按：钱氏批评考据派有言：“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学术与心术》，《学籥》，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0年版）钱氏固针对胡适、傅斯年而言，然则严氏不亦身在其中耶？

[12]《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页281-282。

[13]《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14]严氏认为“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因为一时或短时期的勤，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但一时短期的勤实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长时间永恒的勤，这就不易做到；若能做到，学问必有成就”（《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页96）。

[15]参王寿南《怀念归田师》，《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先生纪念集》。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一书扉页原有副题“笔耕室治史五书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