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汤氏的学术地位，藉其佛教史研究奠定；而佛学在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由中外文化因缘的交汇而造成。晚清以来，旧制度分崩离析，附庸于旧制度的思想体系亦随之动摇，表现在学术思想史上，一方面是儒学（经学）的衰微，一方面是诸子学及佛学的振兴，此为内缘；西力东侵之后，无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佛教的南北传播地域（东南亚、中亚），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笼罩之下，故佛教研究亦纳入欧洲东方学的范围，此为外缘。再加上日本也具有深厚的佛学传统，如此内外激荡，东西扬搉，佛学遂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对佛教史作近代式的实证研究，以西人、日人得风气之先，而汤氏后出转精，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终得与外人分庭抗礼。[1]
汤氏治佛教史，有相当周到的准备。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返国后曾听欧阳渐（竟无）讲解佛学。他在各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除佛教史之外，几乎讲授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伦理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等；[2]故一旦由博返约，梳理佛教史，就能从容地运用外域哲学以理解中土思想，中外会通而不露痕迹。[3]可见佛学的功夫，固不能自限于佛学以内，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汤著《佛教史》的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心周密。胡适在为汤氏校读《佛教史》稿本时就表示：“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4]七十年来，此书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之作”，则胡公一言，可作定评。胡适又记：“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5]此则最可见汤氏治学的作风。
按：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氏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衡量得失，则汤氏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终有保守之嫌。仍以佛学为例：胡适二十年代试作中国禅学史，写到南宗七祖神会，发现传世文献缺乏且多伪造，遂设想从敦煌写本入手搜求材料；随后他果然在游欧时发现禅宗新史料，藉此整理出《神会和尚遗集》，并大胆确定神会作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历史地位。[6]是为重写禅宗史的空前之作，可谓现代佛学史上的黑马，固非“只能作小心的求证”的汤氏所能为。故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汤用彤与胡适，可比青铜器（金文）研究方面的容庚与郭沫若。论根柢的扎实，著作的整齐，自以汤、容为优；若论见解的突破性，则不能不以胡、郭为胜矣。
汤氏散篇论文汇编为《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虽嫌片断而不乏己见；专著另有《印度哲学史略》，[7]讲义有《西方哲学》、《隋唐佛教史稿》，[8]惟精详远不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料摘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读书札记》（包括佛教、道教），皆金针度人之学，未可轻忽。此外，于《高僧传》用力甚深，惜仅成《校点高僧传》耳。[9]
汤氏性情温和，与世无争，1948年底当天地玄黄之际，谢绝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下之请，仍留守北大；北京易帜后，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以后改任北大副校长。他原与胡适私交甚佳，但1954年不得不出席《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其子汤一介回忆，当时“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里还是有想法，所以脑溢血了。他喝了酒，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此后他半身不遂，而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10]
诗曰：汉唐佛史最专精，求证功夫更小心。未若适之能大胆，南宗神会始钩沉。
注 释：
[1]严耕望比较中日佛教史学有谓：“……尽管有一位汤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学人所能比肩，但毕竟太少，我们要想对于中国佛教史有个概括性观念，还得要看日本著作。”（《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51）(www.xing528.com)
[2]参任继愈《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燕园论学集（汤用彤先生九十诞辰纪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参邓艾民《汤用彤先生散忆》，《燕园论学集》。
[4]《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页641。按：胡氏后来重读汤著时有批语：“汤君不重视郗超的《奉法要》，似是一漏洞。郗超与道安同时，其死约当375或380。《奉法要》最可以表示那个时代一个绝顶聪明人对佛教的了解。”（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据胡适藏本影印）
[5]《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页642。
[6]《荷泽大师神会传》。按：在胡适以前，沈曾植、忽滑谷快天都已留意到，南宗的由晦而显实有赖于神会的奔走鼓吹。沈氏《海日楼札丛》卷五《禅门师资承袭图》一则云：“南宗之克胜北宗，为人王崇重，实赖会力。会下法嗣十八人，传化遍南北，岂洪州所能比哉。”（参钱仲联《〈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忽滑谷《中国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六章亦云：“南宗之法光沉于荆吴，殆四十有余载。其说行至洛阳者由于荷泽神会之力。”（朱谦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页159）不过，他们仅寥寥数语，点到为止，缺乏新史料的支撑和有组织的解释，其论说的价值及影响都远不能与胡适相比。此外，江灿腾因此怀疑胡适是先受到忽滑谷的启发，才会到欧洲寻找神会史料（《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大陆到台湾：近七十年来关于中国禅宗史研究的争辩与发展[1925-1993]》，《新视野下的台湾近现代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亦属想当然；事实上，胡适1926年到达伦敦时，才收到家里寄来的忽滑谷《禅学思想史》，并开始翻阅，而此前他已在巴黎发现“不少绝可宝贵的史料”矣。他对《禅学思想史》的评价是“不很高明，但颇有好材料”（见《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页357、页360、页361）。
[7]另两位佛学大家吕澂、印顺，皆有关于印度佛教的著作，前者有《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后者更有《印度之佛教》、《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度佛教思想史》。盖非穷源溯流，中印比较，则不能深入认识中印佛教的异同。
[8]汤氏二三十年代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过隋唐佛教史，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钱穆建议他继续用力，“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当时汤氏表示“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32；另参钱穆《忆锡予》，《燕园论学集》）。以后汤氏虽有意重写，并已在史料方面有所积累（参《汤用彤全集》第七卷《编者后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汤一介《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万象》第十一卷第八期），而因循未成，现存《隋唐佛教史稿》系根据两种讲义旧稿修订而成，故禅宗一节论述简略，未能对胡适的立论作出有力回应（参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按：吕澂五六十年代的《禅宗——唐代佛家六宗学说略述之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禅学部分，虽极少提及胡适，但于神会地位乃至《坛经》作者等问题，相当程度上皆承自胡适新说。
[9]钱穆记：“锡予告我，君好藏《竹书纪年》，古今异本几尽搜罗，予窃慕之。愿藏《高僧传》，遇异本必购取。其日常随身亦必携一本《高僧传》，累年如是。”（《忆锡予》）可见汤氏对《高僧传》用力之勤。按：陈寅恪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多有批校，且拟作《高僧传笺证》（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惜亦仅存草稿。
[10]李怀宇采访《汤一介、乐黛云：“学术上不该有指导思想”》，《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16日“大家访谈”。另参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七卷；汤一介《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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