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戴宗、董作宾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

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展开的殷墟发掘，为首次纯粹由国人包办的考古盛业，不仅发现大量甲骨及其他遗物，更藉此培养出几代考古中坚，可谓现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黄埔军校。而作为主持发掘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参与发掘的核心人物董作宾，皆因缘际会，而各成就其不朽地位。

董氏非正途出身，早年限于家境，或求学或经商，而自修不辍。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亲赴安阳县小屯村调查，确定“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由第三次发掘所获的“大龟四版”得到启发，写出《大龟四版考释》，揭示甲骨卜辞首句“贞”字之前的异字，实即“贞人”（“贞卜命龟之人”），而通过系联不同贞人，结合其他标准，即可对卜辞进行断代。1933年他以贞人断代法为骨干，加以邃密，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共十项断代标准，并据此将卜辞划分为五期，使晚商二百余年混沌无序的甲骨史料，一旦明其条理，得其归属。[1]

按：《断代研究例》发凡起例，为甲骨学辟出康庄大道，是董氏平生的最大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此文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颉颃，而功用犹有过之。故郭沫若当时已谓贞人说“顿若凿破鸿濛”，指董文“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2]后来饶宗颐则称贞人说“可与法人Champollion（按：商博良）对于埃及象形文上黑线环之解释，同为考古学上开荒之盛举，足以东西辉映”；[3]张光直亦将此文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列，视为近世以来上古史领域最具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论述。[4]

与甲骨断代的研讨同时，董氏又关注殷代的年历问题，并进而试图对殷历作出整体构建。[5]在抗战流寓西南的艰苦条件下，他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刊出《殷历谱》，迁台后更续有《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之作。

关于《殷历谱》学术价值的争议，为现代学林一大公案。《历谱》完成之初，傅斯年即推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6]陈寅恪致董氏函亦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7]但两人学术地位虽高，实不专于历法之学，又皆为董氏的史语所同事，故所言未免戏台里喝彩，固不足以为据也。[8]而当时有湘人鲁实先，专精于古历算，苦学而处学界末流，以压抑心理而作盛气以凌人，乃著《殷历谱纠》，[9]从信古立场将《历谱》甚至《断代研究例》一笔抹倒，遂使学术论争沦为江湖恩怨。[10]以后中外学人如陈楚光、陈梦家、劳榦、薮内清、岛邦男等，则多指董氏在殷历构拟方面不能成立。[11]其中陈梦家谓卜辞记录零碎而不相连贯，复原历法本难成功，故《历谱》“基础很不坚强”，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结论多不可靠；但同时承认此书汇集材料极丰，“对于某些有关甲骨的整理与联属，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统，则有很大的贡献。”[12]劳榦则认为董氏采取错误的历法基点及“无节置闰”法，以致满盘皆落索，但基本原则不误，用力亦极深湛，故局部的成绩仍甚可观，尤以殷先公先王祀谱的排比最为杰出。[13]陈、劳二氏所论皆能持平，似最可从。

按：高罗佩曾表示：“在学术研究上，就是错误也有永久价值。因为正可使他人不犯同样的错误。”劳榦也总结：“做古年代的工作，一下手就得承认这是一种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做出来当然有做出来的意义，做不出来仍然工作不算浪费。”“凡属任何学术的进展，前人一定有疏漏，甚至于有错误，但是‘功不唐捐’，不论如何的疏漏，如何的错误，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总应当占一席之地。”[14]其意皆甚可取。盖由学术史的角度看，要点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论证方法的对错。若方法无价值，则结论虽正确亦等于错误；反之，方法若有价值，则结论纵属错误，其意义未必即在正确之下。故不能以单纯的胜败论英雄，亦不能以单纯的对错论学人，对于董氏，正宜作如是观。

董氏精力萃于甲骨与历法问题，而旁骛亦甚多，与甲骨学相关的古文字、殷商史而外，又曾治歌谣、民俗及方言。散篇论文多达二百余篇，编为《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身后复有《董作宾先生全集》行世。

弟子严一萍，著作甚丰，有回护师说的《续殷历谱》、《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殷历谱订补》。

诗曰：贞人断代辟鸿蒙，甲骨无师本自通。漫诋煌煌殷历谱，半生心力岂无功？

注　释：

[1]李霖灿治纳西（么些）文字曾受董氏指引，而又撰有论文《中国画断代研究例》，提出质地、技法、时代、风格、款印、著录六项古画断代标准，其题目即摹仿董著（《中国画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2]《卜辞通纂序》、《卜辞通纂后记》。按：郭氏流亡日本期间，承董作宾同意，获得史语所未公布的“大龟四版”拓片，故于董著极致礼赞；而到1950年国共对峙时，郭氏则有《蜥蜴的残梦》一文，轻蔑地批评董氏“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参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大龟四版的故事》，收入《感旧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又，杨树达日记1953年载：“郭沫若来书……坚持郭若愚之说，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373）(www.xing528.com)

[3]《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结语》。

[4]1995年台北“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演讲（据何兹全《众家弟子心中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刘朝阳先后有《殷历质疑》、《再论殷历》、《三论殷历》、《殷历余论》，否定董氏的殷历解释（收入《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6]《殷历谱序》。

[7]《陈寅恪集·书信集》，页256。

[8]陈氏早年颇涉猎上古天文年代之学（冯锦荣《陈寅恪先生对天文年代学的认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八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9]《纠》初稿完成于1945年，至1954年始得以油印本形式由台湾中央书局刊布，凡二十二万言；随后更增补四万字，手稿今存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参陈廖安《鲁实先先生的学术贡献》）。据徐复观回忆，《纠》系由他设法筹资刊印，更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两张王牌，一是李济之先生的田野报告，一是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这都是得到国际承认的。董先生最得意的是《殷历谱》，等于是史语所的大半块招牌。但鲁先生写了《殷历谱纠》，把董氏驳得体无完肤。”（《悼鲁实先教授》，《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按：徐氏亦深不满于作为学界主流的胡适派及史语所，他之所以引鲁氏为同志，并襄助他出版《纠》，实亦借力使力，盖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也。

[10]与鲁氏同时执教于复旦大学的邓广铭表示，鲁氏实因申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落空、欲加入史语所未得，故藉批驳董著以一泄怨毒；另有续闻云，鲁氏赴台后常到史语所图书馆看书，但自董作宾任史语所所长，鲁氏遂不得其门而入矣（参庄练《鲁实先与〈殷历谱〉》，《近世学者与文人群像》，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按：劳榦批评鲁氏：“他是非常固执，坚决的主张研究古历只能用古法的一个人。这个基本观点，当然是错的，他批评董先生也是用这个基本观点，也当然不足以折服董先生。而且他对于历法，并无他根据的‘年代基点’，他只是一个取消派。他的学力极深，却建树不多，也是这个原故。”（《商周年代的新估计》，《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页448）又谓：“他的为人治学都非常诚笃，好学不倦，就十分可惜的专和董先生作对，费了不少功力，而其结论完全不可靠。”（《修正殷历谱的根据及其修订》，《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下册页516）其论当可从。

[11]陈楚光《破殷历谱》，未刊稿；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劳榦《金文月相辨释》、《商周年代的新估计》、《修正殷历谱的根据及其修订》，收入《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下册；薮内清《关于殷历的两三个问题》，收入《先秦史研究论集》上册，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岛邦男《卜辞中的殷历——〈殷历谱〉批判》，《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胡厚宣、唐兰私下也有批评（参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又刘节在日记中亦谓“彦堂谈近研究殷历，谓可作历谱上推至太甲，下推至秦汉之交，此乃新城新藏之故事，恐难得结果耳”（《刘节日记》[1939—1977]，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页18）。按：李济论《历谱》有云：“……无论批评这本书的人是同意作者的见解，或反对他的见解，但都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至少他把问题提出来了，他也说出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把他所提议的方法实行了。”（《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屈万里也有类似表示：“……其材料之丰富，阐述之周详，在积极方面，已解决了很多有关的问题；在消极方面，也足以暗示从事此一研究工作的人们，什么路子还可以再走，什么路子已到了途穷的地方。”（《董作宾先生对于甲骨文的贡献》，《屈万里先生文存》第二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这等于承认董著存在失败之处。

[12]《殷虚卜辞综述》，页223。按：黄彰健也认为，《历谱》中的《帝辛征人方日谱》部分，为甲骨学的登峰造极之作（《武王伐纣年新考并论〈殷历谱〉的修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页135-136、页229-230）。

[13]《修正殷历谱的根据及其修订》。

[14]据陈之迈《荷兰高罗佩》，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页55；劳榦《商周年代的新估计》、《修正殷历谱的根据及其修订》。按：王叔岷由校勘学立场表示：“多下功夫判断即使是‘非’，也是得来不易的。譬如清朝乾、嘉时代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他们考校古书，不说他们判断的‘是’，不容易赶上；即使要赶上他们判断的‘非’，也要下很多年功夫！”（《斠证史记十七年》，《校雠别录》，台湾华正书局1987年版）西人马提索夫论白保罗在汉藏语言学方面的新说，亦有“人们从白保罗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有些人所谓‘正确的答案’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之语（据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引，《语言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此皆可与高罗佩、劳榦所言相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