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氏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1]而胡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2]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3]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4]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5]《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按：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工作，几为唯物史观一手垄断，能在唯物史观之外自树新帜的豪杰之士，不过寥寥数子。如梁启超、傅斯年、常乃惪、朱谦之及日人内藤湖南，由不同的史观出发，提出各自独立的中国文化三期说，[6]恰与雷氏的两周说相对，而不及雷氏简明而能识其大体。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7]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8]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按：在现代史学家中，雷氏似为最富于宏观史学素养的一人，是撰写通史的最佳人选，使其能在《选读》基础上完成通史专著，当可超钱穆的《国史大纲》而上之；盖钱氏虽有史识，而观念偏于保守，其史学训练亦囿于中国本位也。[9]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10]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11]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12]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注 释：
[1]《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雷海宗先师》、《胡适》，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17、页331。按：在作者的另一种回忆文本中，陈寅恪语则作“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通史这门课”（《雷海宗的时代》，《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www.xing528.com)
[2]《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1。按：针对胡适的贬语，何炳棣当场表示：“雷先生可能是中国人里懂得西方宗教史最透彻的人，他综合‘中国史’能力之强是您不易了解的。”后来更批评胡氏“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版本考据，根本无法了解雷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著作所表现的惊人的综合魄力”（《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1）。
[3]见傅乐成《我怎样学起历史来》，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五期。
[4]刘师培早已指出“古代兵民未分，人莫非兵”（《古政原论·古代兵制论》、《古政原始论·兵制原始论》）、“上古之时，兵民未分，民即充军，兵即为民”（《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左盦外集》），并以为“炎黄以前，民群尚武，与后世流为文弱者不同”（《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另，沈刚伯亦认为：“古时民即是兵，平时各有职业，一旦有警，则每个成年人都可能受到政府的征集，受甲、执兵，以卫社稷；等到战事结束，便归马、解甲，各返其家，去干他旧日的营生。这种兵并非帝王所养，当然不会无条件地效忠于其个人。……自由人民左右政府的力量一直保持到战国中叶（西元前第四世纪末年），犹未全失。自秦孝公用商君之策，根据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来推行种种新军、政制度，才逐渐把民间的一切力量集中到政府之下，以听君主一人之指挥。”（《少康》，收入《沈刚伯先生文集》上集，台湾中央日报出版部1982年版）同样讨论上古民兵合一，雷氏强调人民对国家所负的责任，沈氏则强调人民对政治的干预作用，各有侧重，二者正相呼应。
[5]雷氏因此批判中国二千年来文德独盛、武德沦丧，而希望“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中国的兵》[注86]、《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按：抗战时参加伪政权、以汉奸罪被处死的缪斌，著有《武德论》（民国24年刊印），惋惜“文武分而圣道微”，亦提倡文武合一的“武德”，颇与雷氏暗合。
[6]梁启超着眼于中外关系，分为三期：上世史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乾隆末年以来，为世界之中国（《中国史叙论》）。傅斯年着眼于种族本位，分为三世：上世陈朝以前，为纯粹汉族的中国；中世隋至南宋，为胡人渗透的中国；近世元至清末，为胡人压迫的中国（《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常乃惪由生物史观出发，分为四期：第一期自殷周到五胡十六国（秦汉帝国为高峰），第二期自南北朝到五代（隋唐帝国为高峰），第三期宋元明清，第四期自抗战以来（《历史文化之有机的发展》，收入《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民国33年重庆版、民国36年上海版）；但实际上等于分为三期。朱谦之由地理史观出发，分为三周：第一周北宋以前，为黄河流域时代；第二周宋到清，为长江流域时代；第三周清末以来，为珠江流域时代（《中国文化新时代》，《现代史学》第五卷第三期）。内藤湖南则参考西洋史分期，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东汉以前）、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代）、近世（宋到清）。以上参姚从吾《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东北史论丛》，台湾正中书局1959年版）、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十二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页67-70）、李岚《战国策派与各方论争》（《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591-593）。
[7]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战国策派内部实可分为二系：一为史学取向，以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骨干，关注“战国”式的国际形势，强调历史重演，以雷海宗为代表；一为文学取向，以尼采超人哲学为中心思想，推崇“力”和“英雄”，鼓吹民族主义，以陈诠为代表。而林同济则融会两端，实为战国策派的核心。
[8]林、雷二氏的有关论述合编为《文化形态史观》（大东书局民国35年版）；后来黄河编书会曾增补易名为《中国之危机》重版（香港黄河出版社1971年）。
[9]陈寅恪、胡适都曾有意撰写中国通史而无所成（参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七册页490），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仅得“上古篇”，雷氏亦只有半成品。其中尤以雷氏最为可惜。
[10]收入《中国之危机》附录。按：四十年代末雷氏当面对陈之藩说：“基督教末落了，末落的出人想像之外，而新的犹未建起。在此时产生了一个本身带有毛病的宗教，即共产主义。……”（陈之藩《记一位史家——五十年代记雷海宗》，《时空之海》）足以说明雷氏在《时代的悲哀》中所指涉的对象。
[11]《周论》未说明编辑者，此据《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的编者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58年编印，页363）。又，《周论》的《发刊词》亦未署名，但所表白的观念颇近于《时代的悲哀》一文，疑即雷氏手笔。
[12]史学界四大右派为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事件过程参冯承柏《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专门批判雷氏的文章有孙定国《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吴廷璆《驳斥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童书业《批判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胡钟达《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杨生茂《揭露雷海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以上收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齐思和《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陈乐素与丘汉生《驳斥雷海宗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谬论》、祝瑞开《从雷海宗的历史分期论和工具决定论来看他的反动政治目的》（以上收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孙定国《雷海宗的毒箭》（收入《雷海宗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蒋相泽《批判雷海宗用文化形态史观歪曲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