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宁与李方桂：现代学林点将录

李方桂（1902—1987），山西晋阳人。

历史语言学为十九世纪欧洲独步古今的新兴显学，[1]古音学则为有清一代戛戛独造的绝学，[2]现代中国语言学得此中西两大学术传统的合力，一开始便赢得主流的学科地位，终亦有超越清儒的辉煌成绩。[3]而李氏即为顺应并推动这一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

李氏青年时代在美国密执安、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师从勃克（印欧语言学）、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语言学）、萨丕尔（人类语言学）诸名家，对印欧语言学打下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自学梵文、藏文。尤其在萨丕尔指导下，在印第安语研究方面已登堂入室，其硕士论文《萨尔西语动词语干研究》、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皆具突破性贡献，被视为萨丕尔语言学体系内的最周详之作。[4]

萨丕尔的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方法，对李氏影响至深。盖李氏一生治学的重点，多属汉语圈之外的边缘族群语言，有类于美洲的印第安语，在方法上亦仍以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为骨干。李氏用力最勤的领域，为西南地区的侗傣（台）语，三四十年代亲身调查相关语言或方言多达二十余种，专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记略》、《水语研究》、《剥隘土语》等，更有集大成的《台语比较手册》。藏语方面，早在三十年代已有《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一文；五十年代的《唐蕃会盟碑研究》，在汉藏对音方面辨析入微，创获甚丰，以后更与柯蔚南合作完成专书《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按：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以赵元任、李方桂二氏最早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为领袖群伦的两大旗帜；两人各有专攻，赵氏治汉语方言，李氏则治非汉语语言。故早年傅斯年称赵氏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后来周法高又称李氏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5]相对而言，治汉语方言，乃涉及中古以后汉语的演变与分化问题，即汉语史的“流”；而治非汉语语言，则多聚焦于上古汉语的起源与形态问题，即汉语史的“源”。故后者的工作难度更高，价值更大。

李氏自美返国时，对汉语音韵理解尚浅，原未准备涉足。但一方面受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新范式的刺激；另一方面，“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才开始彻底钻研清人古音学著作。[6]三十年代前期，他写出《切韵ǎ 的来源》、《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三篇论文，对高本汉学说作出订正，为国人中以新语言学方法治古音的前驱。[7]此后他长期脱离古音学领域，直到1971年始藉《上古音研究》卷土重来，在总结现代音韵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上古音拟测。《上古音研究》本是一篇长文，后增订为单行本，亦不过百页左右的小册，却使得以后的古音学已无法摆脱其笼罩，可谓以其少少，胜人多多。而他之所以能对汉语古音问题别有会心，作出独特而合理的构拟，即得力于其历史语言学的素养，及非汉语语言学的视野。[8]

李氏平生所作，几乎全为冷僻的专业论著，通论性的文字亦仅寥寥，更无论应世的普及文章。他在性格上，亦为纯粹的学术人。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乃托傅斯年出面商请李氏出任所长，而李氏屡辞不获，遂作直言：“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氏始长揖而退云：“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9]

李夫人徐樱，为北洋要员徐树铮之女。

按：徐树铮文武兼备，为民国初年龙卧虎跳的人物，段祺瑞倚为干城，时人目为段祺瑞的灵魂。他曾以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名义，仅率一旅孤军，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时震动朝野；1925年乘火车途经河北廊坊，为政敌冯玉祥指使部属处决，年仅四十五岁。遗著有《建国诠真》、《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10]世人皆知孙中山有《建国方略》，岂知徐氏魄力亦不让孙总理，而另有《建国诠真》之作耶？[11]李氏1932年与徐樱结褵，其时徐氏墓木已拱矣。

近五十余年来，大陆语言学界推王力为头号权威，至今为止，王力的上古音构拟仍与李氏各据半壁江山，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两大古音体系。[12]惟王力所受现代语言学训练相对不足，立论稍嫌保守，著作以多取胜，精审固不及李氏也。

诗曰：非汉语言公最精，古音小册更扬名。白头偕老谁家女，一代霸才徐树铮。

注　释：

[1]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已经成了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个，别个如赛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语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测。……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按：傅氏以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可见他对近代欧洲历史语言学的重视。又，他1927年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次年又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特别突出“语言”、“历史”的地位，亦出于这一学术观。(www.xing528.com)

[2]如王国维以为：“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观堂集林》卷八）

[3]1941年魏建功称：“近代中国学术正式有世界性而且有相当发展进步的，我们相信地质学以外要算语文学了。”（《〈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魏建功文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参丁邦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李方桂先生口述史》附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附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周法高《忆李方桂先生》，《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另参丁邦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

[6]此为李氏私下对梅祖麟所言（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出版）。

[7]周法高称“中国的学者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上古音的，可以说以李先生为第一人”（《忆李方桂先生》）；丁邦新亦谓《切韵ǎ 的来源》“大概是国人写的第一篇科学的音韵学论文”（《〈李方桂全集〉总序》）。

[8]如冯蒸就指“李氏认为上古声母只有p-、t-、k-、ts-四系音。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他是以汉藏系语言的音系结构（如藏文音系等）的类型学特征做基础得出的结论，因为这种声母结构（特别是p-、t-、k-三系音并存）在最古的语言中是普遍存在的”（《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冯蒸音韵论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按：李氏弟子张琨，亦以非汉语语言（苗傜语、梵语、藏语）研究起家，以后转治汉语音韵，同样有杰出贡献。

[9]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历史的足音》，皆见《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除《建国诠真》之外，徐氏遗著由子女汇辑为《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初版、1989年增补版）。

[11]陈炯明1927年著有《中国统一刍议》，实亦《建国方略》、《建国诠真》之畴也。

[12]参冯蒸《王力、李方桂汉语上古音韵部构拟体系中的“重韵”考论——兼论上古音冬部不宜并入侵部和去声韵“至队祭”三部独立说》，《冯蒸音韵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