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与余嘉锡：现代学林点将录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号狷庵，室名读已见书斋；湖南常德人。

中国传统学术，特重目录学，视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必由之径。《四库全书》为古典文献总汇，但由版本角度而言已成刍狗；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论精微，至今仍为整理古典文献的津梁，总结传统学术的枢纽。[1]故《四库》虽可有可无，《提要》仍不可或缺，而为《提要》作订正增补，亦为泽被天下后世的死工夫，此余氏《四库提要辨证》所以为不可无之作也。[2]

余氏自少年时代校读《提要》，即上下考索，于作者真伪、篇目内容、背景源流等各方面，无不探本究源，积稿二十余册；至抗战爆发，“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3]遂先写定史、子部分，排印为《四库总目提要辨证》；五十年代复写定经、集部分，定名为《四库提要辨证》。自少及老，前后历时竟五十余年。余氏此书，对纪昀主纂的《提要》纠正极多，但他仅以纪氏诤友自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4]辨前人之失，而能就事论事，不盛气以呵诋前人，其意甚可取。

《辨证》之外，余氏编著有《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5]原是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的讲义，虽篇幅无多，而皆能发凡起例，博征详引，为余氏文献学心得的总结，亦不妨视作《辨证》一书的外篇。此外尚有《世说新语笺疏》，亦晚年精力所萃，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其重点不在文字词语的训释，而在人物史事的考异。[6]其余散篇论著，包括《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力作，先后汇集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余嘉锡文史论集》。

抗战后北京为日军占领，余氏深受刺激，乃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名其斋为“不知魏晋堂”，以暗示“人心思汉”；[7]同时，更于著述中寄托其尊汉攘夷的情绪。如他1937年发愤作《世说笺疏》，就颇与国难引发的感慨相关，他在《世说》校勘本后自题：“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8]盖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耳。[9]又《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作，亦通过考订杨家将征辽故事的发生的时代背景，发掘宋遗民的民族精神，以寄寓其抗日情结，文中更谓“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无古今一也”云云，直可作时评视之。[10]

按：抗战前后，史家借古喻今，在历史考证中表彰爱国气节，表遗民，斥降臣，其例不孤。如朱希祖《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11]皆与余氏用意仿佛。[12]

但另一方面，余氏力辨岳飞《满江红》为伪词，指为皆明人托古欺世之作，绝未因《满江红》有激扬民族主义的功用而故作回避。可见他能不使爱国心理左右其考证的客观性，最可见学人本色。[13]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14]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年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议员，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15]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1949年鼎革之际，余氏已近古稀，而竟以“封建”罪名被革除教职；复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执笔著书。以后侍奉无人，独居斗室，1955年为馒头所噎而致气绝，死状甚惨。[16]

民国以来的文献学大家，尚有张舜徽，著述之丰过于余氏，而偏于总结，论精悍则有所逊色。

诗曰：早岁春明梦有痕，群书辨证亦纷烦。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注　释：

[1]余氏对《提要》极尽推重，指出“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四库提要辨证·叙录》）

[2]订正《提要》之书，同时尚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所考文献多达二千三百余种，远多于余著的近五百种，而精博则不及；余氏之后，又有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等，亦各有小补（参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第四章，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3]《四库提要辨证·叙录》。(www.xing528.com)

[4]《四库提要辨证·叙录》。按：号称“科学史之父”的[美]乔治·萨顿指出，对待前人著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年轻的书呆子忘恩负义的方式，他们发现了一个错误，就想到他们自己的高明（发现错误是容易的，但要把毕生的学识都浓缩到一本书中，却是不可多得的成就）。另一种是阅历丰富的学者们感恩戴德的方式，他们充分意识到前辈们的功绩（虽然尚不完善）。”（《已做的事与要做的事》，《科学的历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余氏自属后一类。

[5]《校勘学举例》，署“武陵余嘉锡季豫述”，北京大学讲义（线装本），向未见著录，实等于佚著。另，余氏未刊稿尚有《汉书艺文志索隐》、《元和姓纂校补》（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按：晚近简帛层出，颇能印证余氏《古书通例》的有关论列（参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六讲，三联书店2004年版；[美]顾史考《以战国竹书重读〈古书通例〉》，《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杨勇批评《笺疏》罗列诸说太泛、旁出枝蔓太多，而缺乏剪裁，误字亦多未校正（《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后叙》，《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湾正文书局2003年版）；所论虽事出有因，然余著旨趣，本在比勘文本异同，故引证不避繁琐，而其所着重者则在人事而不在字词也。

[7]参《余嘉锡先生传略》。

[8]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关于《笺疏》内文中所流露的时代意识，可参《余嘉锡先生传略》、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钱仲联1935年诗《近事》：“一样永嘉南渡事，安排右史北盟编。”陈寅恪1938年诗《蒙自南湖》：“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皆以晋人南渡比拟当代政局。

[10]参《余嘉锡先生传略》。另，徐复观《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发现》亦特别强调余氏此文对民族精神的发挥（收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朱著《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收入《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四册（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伪齐国志长编》未刊；姚著载《治史杂志》第二期，北京大学史学会民国28年出版；周著收入《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牟润孙已指出：“抗日战争中，季老与陈援庵先师同时执教辅仁，坚贞不渝。……季老在著作中既不时称誉忠贞之士，贬斥无耻降敌之徒，更著《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藉考证小说申明《春秋》严华夷之辨与为国家复仇之大义，其宗旨与援老之抗战时期的撰述有共同之点。”（《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

[13]考证见《四库提要辨证》集部四《岳武穆遗文》。按：《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自余氏发之，遂成现代以来一大学术聚讼，如夏承焘、张政烺皆支持伪作说，邓广铭则坚信其真，至今未有最后定论。而余氏就此有谓：“或者曰：……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狂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意在强调不能以抽象义理之是非，便抹杀具体事实之真伪，此固考据家之知识本份也。

[14]余氏当时与湘籍友人罗毅君、周明珂在京相与酬唱，合著有诗集《春明题襟集初编》（庚戌年印本）。

[15]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1。按：事后余氏致函杨树达云：“此次院士选举，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弟则不为人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然全国私立大学与此选者惟弟一人，其难如此。”（《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270）另，当时唐兰亦向胡适疏通，胡适日记1949年11月21日提及：“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七册页810）

[16]《余嘉锡先生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