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与郭沫若：天捷星和现代学林点将录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学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1]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迁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2]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3]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4]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5]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6]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纂》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7]《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8]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9]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10]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11]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注　释：

[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www.xing528.com)

[2]同样取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李麦麦完全否定其奴隶社会论，甚至称“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错误砌成的”（《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新生命书局民国22年版）；冯汉骥曾批评郭著“并非能以实事求是之精神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者，不过欲借中国之资料，以证明古代之原始共产社会而已。其盲从主义，昧于学术之进展，自属幼稚”（《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注[7]，《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而郭氏本人亦承认“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八卷）。其实岂仅初期如此？郭氏终其一生，都不免“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按：公式主义实为以唯物史观治史者的通病，如陶希圣亦检讨自己曾“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七、八期）。

[3]张荫麟指出郭著的最大贡献，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但也批评郭氏将摩尔根的过时假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Unilinear）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所论甚允当。

[4]《我是中国人》。

[5]王国维因辛亥革命（清室逊位）而流亡日本，郭氏则因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共）而流亡日本；而两人同在留日期间，因缘时会，迅速转入包括甲骨文研究在内的古史盛业，亦可谓近代学术史上的巧合。

[6]郭氏自述之所以从事古代社会研究，实怀有“挑战的意识”，“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7]数年后郭氏将《大系》分别增补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五十年代进一步修订合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8]如齐思和称“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学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所能控制也”（《〈十批判书〉》[书评]，收入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杨树达评他“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慓悍之将，性喜陷陈，搴旗斩将，每建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积微居金文说·弁言》，《学原》第一卷第一期；此文未收入《积微居金文说》单行本，据张芷《杨树达先生年谱》，《古汉语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谭其骧曾著文纠驳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方面的错误，私下更谓：“郭老是聪明人，有的错是他一时疏忽，有的错恐怕倒是他太聪明了。”（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40）张秉权也指郭氏《卜辞通纂》“思想锐敏，创见不少，人所难及。但也有许多地方，想像力过于丰富，几近郢书燕说，令人难以接受”（《学习甲骨文的日子》，《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9]郭文初刊《燕京学报》，收入《金文丛考》。按：此解新颖可喜，颇传誉一时，如吴其昌叹为“至确不易之说”（《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收入《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容庚指其“恢奇可喜”（《善斋彝器图录序》，收入《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宽誉为“巨眼卓识”（《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页103-104），顾颉刚也称此说“可谓奇确”（《教条式之铭辞》，《史林杂识初编》）。不过，杨树达从辞序角度表示怀疑（《说汤盘》，《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董作宾、李济则指句兵铭文为伪刻，从根本上否定郭说（董作宾《汤盘与商三戈》；参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页805）。另，林语堂小说《京华烟云》（又译《瞬息京华》）的男主角孔立夫，有影射郭氏的成分，其中写到孔立夫也研究甲骨文，并提及：“在《大学》上，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根据甲骨文，应当是：‘兄名新，祖名新，父名新’。孔子的弟子把甲骨文念错了。这一定是他们老师教错的。在孔夫子的时候儿，甲骨文已经一千多年了。”（据张振玉译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页717）由此亦可见郭氏这一新解的传布之广。

[10]《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地主生活》。

[11]郭氏不仅歌颂斯大林、毛泽东，“文革”时更赋诗献给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英雄形象。”当时海外翁一鹤有诗讥之：“捧日攀天结主知，生成媚骨擅谀词。筵前先下杨妃拜，头白深宫作禄儿。”（《赤马谣》，1972年香港自印本，页305-306）则以安禄山媚事杨贵妃，比拟郭氏之恶捧江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