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氏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1]《管锥》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2]至于《七缀集》诸篇，性质亦无所异，实即《管锥》的外编。故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致不满。[3]《谈艺》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4]则以《谈艺》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5]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6]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7]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8]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9]则《管锥》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辄得咎，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砌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10]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11]则《管锥》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许地山、陈衡哲、袁昌英、苏雪林、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12]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13]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14]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注 释：
[1]《围城》行文的特色，不仅在引证、用典的繁富，尤在修辞的庞杂，此与《管锥编》以修辞为焦点的比勘正相呼应，可见钱氏在创作与学术两方面的贯通。又，钱氏之浩博，既出于天赋（记性）及勤奋（博览），亦因为所关注的问题在于语文修辞层面；故任何语言、任何文本，皆有可供采撷的材料，《管锥》实可无限增补。(www.xing528.com)
[2]古史辨派以经、子为史，邓之诚、陈寅恪以诗为史，而钱氏可谓以经、子、史皆作集部看矣。按：龚鹏程指钱氏“固然是在研究经史，但其研究方式和着眼点，仅在经史的文章意味而已。……经学、史学、小学、诸子学、哲学，钱先生均不当行；惟穿穴集部、纵论文学，乃其当行本色，彼亦以此点染四部耳。”（《钱锺书与廿世纪中国学术》，《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其意可取。至于夏志清称钱氏为“道地的汉学家，把十部经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为古代经籍作训诂义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郑玄、朱熹诸大儒的传统”（《重会钱锺书纪实》）；张文江谓“《管锥编》所依托的十部书，横贯经史子集，气魄宏大，已寓有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批判之意”（《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页114），则皆甚皮相。
[3]钱氏1978年在意大利所作《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演讲有云：“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这最可见他对胡适派学风的不满，同时亦显示，钱氏本人的学问取向正是所谓“词章之学”。又指：“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则显然针对陈寅恪而言。可参李洪岩、范旭仑《钱锺书·吴宓·胡适派》、《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辨疑》（《为钱锺书声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陈衍为前清名宿，以《石遗室诗话》及《续编》指点江山，为民国旧诗坛之龙门，惟鉴赏成分多于学问成分耳。
[5]宗璞小说《东藏记》以尤甲人影射钱氏，指钱氏夫妇以刻薄人为乐，“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参陆灏《东写西读·笺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6]此系吴宓本人对钱的评语（《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册页96）。
[7]参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69-274）。
[8]周榆瑞《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据李洪岩、范旭仑《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辨疑》引，《为钱锺书声辩》。
[9]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
[10]关于《管锥》何以用文言的问题，钱氏答复余英时云：“可减少毒素之传播。”（刘永翔《钱通》，《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页33）杨绛亦表示：“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55）
[11]《北山集古录·自序》，巴蜀书社1989年版。
[12]欧洲汉学家中，高本汉曾用瑞典语匿名发表三部长篇小说（[瑞]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页272-278）；高罗佩则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的《狄公案》系列，尤为知名。
[13]参黄永玉《北向之痛——悼念钱锺书先生》，《火里凤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吴泰昌《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学者的书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按：任继愈曾谓，熊十力是他所知“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玄圃论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熊氏系六经注我式的哲学家，故重理解，轻典籍也。
[14]语出钱氏《林纾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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