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与萧公权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号迹园；江西泰和人。

海通以还，西方近代思想学术，亦紧随坚船利炮逼人而来，国人论学，遂有新旧中西之争。就此，王国维力主“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王氏所言，移以论近世学人及学术史，亦甚贴切。盖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2]惟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3]以政治学为例，如罗隆基、殷海光、顾准诸人，西学淹通而中学薄弱，其思辨成绩，终不能与西人分庭抗礼；而萧氏则以西方政治学的视野，考掘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遂能有第一流的独特贡献。[4]

政治学之引入中国，初期以日本为媒介，当时名家如梁启超、高一涵都有留日背景；二十年代以后乃直赴西天取经，尤以美国为重镇，后起之秀如张奚若、浦薛凤、钱端升皆留美出身，萧氏亦其中之龙象。

萧氏在美受教于多位政治学名师，1926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即在伦敦出版，[5]甚受西方学界佳评。萧氏认同政治一元论，主张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而质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多元论，包括英国政治思想名流拉斯基；而拉氏所撰书评，亦乐于承认萧著“才力与魅力均巨”。[6]何炳棣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作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有国际声誉者，仅得两例：一为陈体强的《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L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另一即为萧著。[7]

萧氏于近代政治学已登堂入室，但返国之后，既出于个人自觉，亦由于教学需要，开始讲授、研治中国政治思想。[8]在清华大学时印成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抗战期间避居农家，终完成通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先秦诸子以迄辛亥革命，[9]凡七十余万言。浦薛凤论西洋政治思想史时引西人言曰：“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10]而萧氏合政治学、历史学于一，则根深果茂者矣。

按：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名义的撰作，并不自萧氏始，此前已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稽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等多种，但或为粗枝大叶的急就章，或为名不副实的断代史。[11]而萧氏不仅在政治学素养上超越群侪，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亦无与伦比，故此书一出，群雄失色，至今无与争锋者。此后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无不视萧氏为魁首，论者谓“中国通史是钱宾四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踏进去的；中国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踏进去的；中国外交史是蒋廷黻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萧公权先生踏进去的”。[12]以萧氏与冯友兰、汤用彤并列，作为不同学科的代表，确甚允当。

萧氏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应当时中国研究取向之需，著《中国乡村》，重在描述近世中国社会的基层控制；又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修正旧说，对康有为作偏向同情的理解。

萧氏的学问取径，大体以社会科学观念治史，以通观胜，而不以考据胜，以分析胜，而不以发明胜。[13]他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4]亦可略见其宗旨。他以政治学为志业，却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他的学术专业以西洋社会科学为宗，而文学趣味却归于中国本位的旧诗词。政治学与诗歌，几为两端，而他一身兼之，这似是他的矛盾之处，其实是他的平衡之道。

抗战时萧氏漂泊西南，兼职于成都燕京大学（后迁往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与陈寅恪、吴宓（雨僧）、李方桂共事，一时有“四大名旦”之号。萧氏与陈、李各有专长，以后同登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惟吴宓仅以反新文化运动闻名，以教授西洋文学为业，其学终无所成，殊不足与为伍也。[15]

诗曰：政学师夷已上乘，归来故纸十年灯。华西坝上称名旦，四大如何共雨僧？

注　释：

[1]《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

[2]张尔田、张东荪兄弟治学，前者治中国史学，方法守旧而不免孤陋；后者治西方哲学，思想趋新而未臻深入，一家之内，正成背反，各成守旧与趋新的典型。

[3]蒋廷黻曾表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绝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蒋廷黻选集》第一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又，杨开道亦谓：“中国社会科学惟一的出路，是以欧洲上古社会、欧洲中古社会、欧美现代社会为背景，去解释过去中国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杨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www.xing528.com)

[4]徐道邻以为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大困难，在必须兼备西方学术训练与中国旧学基础，而萧氏恰足以当之（《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评介》，《中国法制史论集》附录，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按：与萧氏同执教于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浦薛凤，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皆甚精湛，但论开拓性及独创性，则远不能与萧氏相比。另有费巩，中西政治学皆通，亦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作，略具萧氏气象（参《费巩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惟学未精深，而中年被祸矣。

[5]汪荣祖谓：同系留美的博士论文，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吴国桢的《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都只能携归中国出版，可见萧氏之非凡（《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燕京学报》新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载《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但这亦由于萧氏所论，属于西方学界瞩目的热点；而胡、吴研讨中国本土思想，自不易赢得外人关注。

[6]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另参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页58-61。

[7]《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180。

[8]据萧氏自述，他在出国留学以前，已有志愿，“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故他在返国时似已考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页78）。按：西方政治学史名家雅勒、邓宁，皆指中国古代无政治思想可言；张奚若、钱端升承此类观念，亦极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价值（参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页164-165；孙宏云《萧公权与张奚若》，《万象》第九卷第一期）。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萧氏逆流而上，尤可见他在把握学术方向上的明智。另，指中国古代无哲学、无科学或无法学者，皆有其人，不仅于政治学如此；这是以今律古，将西方学术标准绝对化教条化，而不知“东海西学，心理攸同”之义，不知“学无中西”之理。

[9]萧著末章为孙中山，但有目无文，弟子汪荣祖解释：“公权先生视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成熟，显有时代因素，因其撰稿成书之日，仍属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为不可侵犯之‘圣教’。谄之，心有不甘；评之，恐遭时忌，是以虽原有孙中山一章，终于不予收录，既奉阙疑之旨，复得讳而不隐之效……”（《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

[10]《现代西洋政治思潮》，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版，页35。

[11]参汪荣祖《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建构》、黄俊杰《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萧公权学记》，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

[12]萧氏门下鲁光桓说（据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引，页385）。按：牟润孙亦称“近代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者多家，萧氏此著，允称首选。盖萧氏早岁治政治学，于西贤之说造诣殊深，于中国古代典籍及近人著作，亦复研讨精微，故其撰著斯编，显能收贯通之效”；但又指出“萧氏盖深有得于梁任公之学，其论任公思想，极为明白扼要，平允适当，能见其大，能窥其蕴。其治中国政治思想史，或即受任公影响欤？即以文章言之，作者固胎息饮冰室文集也”（《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

[13]故徐道邻称他态度谨严，而较少提出特异的见解（《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评介》）。

[14]此据《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语而改作（参浦薛凤《忆萧兄公权——夫子、才子、君子、学人、诗人、哲人》，《音容宛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5]参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按：一说陈、吴、李合称“三大名旦”（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76）。另，据说吴宓留美时，又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参周一良《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吴亦不称。惟吴氏在学问上虽无足道，但其日记、诗集于世事与心事皆能直书无忌，实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