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室名三松堂；河南唐河人。

按传统的学术观念，哲学（义理之学）为学问的中心，近人如太虚称“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1]冯友兰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2]又谓“哲学是太上科学”。[3]承此风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治，亦居于现代学术的主流。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则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而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4]

冯氏晚年比较自己与胡适的异同，曾有准确的分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就是所谓‘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5]盖胡适虽亦哲学专业出身，但他认同“哲学取消论”，尤其不满形而上学，治哲学史实取史学本位；而冯氏则反之，自身认同实在主义的正统哲学，治哲学史取哲学本位。故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6]冯氏的优胜处，尤在于能借鉴西洋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晰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7]

五十年代以后，冯氏弃旧趋新，否定自我，“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8]六十年代更另起炉灶，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书前题词有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所谓“望道”之道，“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知识分子所指示的道路”。[9]

《新编》在六十年代仅完成两卷，八十年代以后，冯氏重作修订，去世前最终完成七卷本的《新编》。冯氏在写完末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自觉已臻“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境界，并表示“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其实《新编》的识见，殊未能超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气候，当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如批判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指出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错误，今日视之，固卑之无甚高论。所谓“海阔天空我自飞”，近乎鸡鸭展翅耳。故论《新编》的纯学术价值，远不能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相匹，惟可见作者本人的思想变迁而已。[10]

藉《中国哲学史》一书，冯氏得以确立学院派地位，乃另著“贞元六书”，提出其复古的哲学体系；此亦如钱穆凭考据学扬名立万，转而有非考据学的《国史大纲》之作。“贞元六书”为哲学，《国史大纲》为史学，各成一家言，而皆成书于抗战期间，皆成为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作。

按：“贞元”即成语“贞下起元”的缩略，表示民族国家复兴之意；“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其中《新理学》是总纲，其余五书则是对《新理学》的分论。顾名思义，《新理学》为新的“理学”，是通过西方实在论对宋明理学的重建。至此，冯氏遂拥有哲学史家及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即在纯哲学方面，较之同时代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亦已掩而过之。[11]

冯氏的哲学体系，以理学始，以理性主义展开，而以心学终，归结于神秘主义。其神秘气味最体现于《新原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而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取决于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高低，正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12]与此相呼应，冯氏更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13]设论固可谓道貎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摇旗呐喊，纵不必深责，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从迎合总裁，到歌颂主席，乃至媚谄女皇，[14]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15]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冯氏哲学虽极高明，又何补于冯氏本人的精神境界？

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16]可惜“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诳语耳。

冯氏在抗战时开始蓄须，与闻一多的胡子齐名，[17]故拟为美髯公朱仝。

诗曰：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

注　释：

[1]《冯著〈中国哲学史〉略评》，收入《解析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哲学史》第一章第八节。按：何炳棣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听到海外中国思想史界学人自豪地说，只有他们专业中人才能对中国历史作‘画龙点睛’的工作”，后来他才发现语出冯友兰（《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页445-446）。

[3]《中国现代哲学史》第十一章。(www.xing528.com)

[4]胡适于冯氏《中国哲学史》甚多讥弹，除去思想立场有别这一因素，亦不免带有同行相轻的成份（参周质平《胡适与冯友兰》，《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收入《解析冯友兰》。另参谢泳《胡适与冯友兰》，《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1；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版，页78-79注[67]）。按：胡适早年在讨论《老子》年代问题时，甚至曾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59）；冯氏晚年，钟肇鹏告以胡适此语，冯氏闻之默然良久曰：“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片断回忆和一点想法》，收入《追忆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另，新儒家一系的唐君毅出于门户之见，指胡著《哲学史大纲》据西方实用主义分析中国学说，冯著《哲学史》则据西方新实在论分析中国常说，“其病同在先怀成见，未能对中国固有之哲学思想，先存敬意，以求客观之了解，故不免附会多而成功少。”（《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5]《三松堂自序》第五章。按：张荫麟批评冯著在哲学方面出色，在历史方面不足，“此书的年历轮廓是很模糊的。试拿此书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或任一种西洋哲学史一比，便知道作者的‘历史意识’之弱了。”（《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收入《解析冯友兰》）何兆武亦说冯著只是“按照历史顺序排列的哲学”，并未表现出“史”的意味（《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59）。可知胡著的长处，正是冯著的短处。

[6]参陈少明《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等待刺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72-73。

[7]金岳霖曾对冯氏表示：他本人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冯氏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三松堂自序》第六章）。

[8]《我的红专规划》，据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422。

[9]《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按：冯氏自称其意图是“写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哲学史”，同时又畏缩地表示，“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向，一个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越研究越见其高深，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著作，一时未必能全看，看了未必能懂，懂了未必能用。用作指南，真是谈何容易。”

[10]王浩1972年自美返国，冯氏赠诗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三松堂自序》第七章；王浩《几点感想与回忆》，收入《追忆冯友兰》）似将个人思想的善变归因于时代政治的动荡，盖以诗作自辩也。

[11]陈荣捷认为：“冯友兰是近30年来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由于1939年发表《新理学》，他作为中国哲学领袖人物的地位就牢固地确立了。它是20世纪最有创见的中国哲学著作。对它的讨论也最多。除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它也是20世纪中国惟一的哲学著作，提出个人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很有意义的是，冯氏体系是理学的重建，而熊氏体系是心学的重建。”（《冯友兰的新理学》，收入《解析冯友兰》）由这一简明的概括，可见冯氏与熊十力哲学的区别。

[12]冯氏早年已谓：宋明哲学家多相信“（一）天地万物，本来一体；（二）人以有私，故本来之一体，乃有间隔而生出物我之对待；（三）吾人须克己去私，以复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皆以为神秘主义底境界为最高境界，而以达到此境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此可见冯氏人生境界说的出处，也可见冯氏神秘主义思想的渊源。可参陈来《冯友兰哲学中的神秘主义》，《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

[13]冯氏至少四十年代已表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哲学简史》第一章）晚年仍谓“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中国现代哲学史》第十一章）；又说“科学可以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境界，但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三松堂自序》第六章）。

[14]冯氏在“文革”时有诗“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众说高祖功业大，赖有吕后智谋多”，世论多指为颂江青而作（参《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538、页565）；冯氏父女虽有辩解（《三松堂自序》第三章；宗璞《向历史诉说》，收入《追忆冯友兰》），似终难以完全抹杀。

[15]郑朝宗早年有谓，冯氏在《新世训》中“很明白地暗示我们他是有济世之志的，那本书的末一篇便叫做‘应帝王’”（《记冯友兰先生》，《梦痕录》，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何兆武也不约而同地指“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上学记》，页155）；而翟志成则认为《应帝王》“不仅是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领袖’而撰写的，而且也为了中国日后‘最大的领袖’而撰写的”（《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页347）。

[16]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收入《追忆冯友兰》。

[17]闻氏在家信中有谓：“此次搬家，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和冯芝生的最美。”（宗璞《梦回蒙自》，另参陈克明《忆冯老》，皆收入《追忆冯友兰》）此外，朱希祖也以大胡子著称（周作人《朱逖先》，收入《饭后随笔》），蒙文通亦有“蒙胡子”之号（参赵俪生《篱槿堂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页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