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去古已远,在材料上每不足徵;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恩怨未尽,多有政治的干扰。清末以至民初,革命派为达至排满反清的政治效果,在宣传上每多借史立论、以论诬史之言,孟氏之治清史,实针对此种风气而发。他后来表示:“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1]此可见其清史研究的出发点,亦最能代表其治学的基本精神。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2]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3]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4]《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5]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6]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7]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8]《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陈寅恪皆对疑古派颇表不满,[9]但罗氏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10]陈氏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11]亦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
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注 释:
[1]《明清史讲义》第三编第一章。(www.xing528.com)
[2]见《孟森与〈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收入《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按:孟氏的散编论文,早年自编为《心史丛刊》三集;以后弟子商鸿逵汇编为《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3]顾颉刚1979年4月13日日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396)而谢国桢认为孟氏早期的考证“引人娓娓动听,但是到他老年所撰的《明元清系通纪》,反到有江郎才尽之感”(商传《读〈瓜蒂庵小品〉——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见《清史讲义》第三章,《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页372。按:针对孟氏所言,王锺翰1954年10月28日日记有极为严厉的指责:“昨夜看孟森《清史讲义》,页十五有云:(清事)至今日始大发明,而以余(孟森自称)为发明最多,可云前无古人者也。大言不惭如彼。……动辄以发明过前人自许,不学之人何足言学?孟之墓木已拱,而仍享盛名,可怪也。”次年4月16日又云:“看《满洲源〈流〉考·疆域门》,然后知孟森之于清初一切创获,皆本此考。迄至今日,孟之权威依然遗存,可怪也。此无它,人不读书,更不读原书耳。”(《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自印本,页30、页137)可见在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中,新一代学人对旧史学是何等轻蔑。对比王锺翰本人后来对孟氏的表彰,前倨而后恭,尤有世事翻云覆雨之感。
[5]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尤以《柳如是别传》为今人瞩目,然而孟氏的“颂红妆”固早在陈氏之前矣。其中《横波夫人考》一篇,更宜与《柳如是别传》并观,盖顾眉(横波夫人)与柳如是身世肖似:两人同在明末名妓“秦淮八艳”之列;柳氏嫁钱谦益,顾氏嫁龚鼎孳,而钱、龚皆明末清初诗坛名宿(与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皆降清为贰臣;钱氏固然暗中有参与复明运动的壮举,而龚氏亦有救济明遗民的义行。
[6]孟氏《八旗制度考实》总结八旗制度有谓:“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论者指出,此非有近代政治学、法学素养不能道(孙家红《明清史学大师孟森传略》,载《北大的大师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又《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孟心史学记》,三联书店2008年版)。
[7]商鸿逵有谓:“心史师治史,多本中国传统之方法,而于史料分析甚详,于史事论述极明,又不尽同于传统史学,从而开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言近似。另,吴相湘又指:“孟先生对于若干有关清代捕风捉影的野史传说,更著意寻求本源,想利用这些富有趣味的题材以诱导一般人求真的观念,并指示初治史学的途径。”(《明清史权威孟心史》,《中国现代人物》,台湾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1965年版)则此亦如胡适考证小说,也有意示人以治学方法也(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治学方法》)。
[8]高阳以小说家的想像力,宁信野史而不信孟氏《董小宛考》的结论,对小宛入宫、顺治出家传说重作索隐,捕风捉影,可称无识;至于扯大旗作虎皮,更谓“我相信,当时与心史齐名的史学家如二陈——陈垣、陈寅恪,皆知心史的这篇考据站不住,但老辈忠厚,不愿公然辩驳”,尤为诬妄(《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清朝的皇帝》第四章“世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盖陈垣明白表示:“相传董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关于此说之误,已有人辩过。……所以董小宛与董妃绝不相干的。”(《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寅恪虽指董小宛为清兵所劫掠,但仍认为“小宛之非董鄂妃,自不待言”(《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册页791-792);此外,钱仲联亦暗承孟说,以为“董鄂妃决非董小宛”(《梦苕庵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六册页184)。参胡晓明《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高阳论“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2006年版)。
[9]罗氏指清代学术有三得三失,“疑古信今”为三失之一,“今之学者,于我先圣百王数千年所历试,尽善尽美之政学则疑之,于外来之新说则信之,贱美玉而宝珷玞。”(《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第四章)陈氏有谓“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即指康有为、顾颉刚而言;又一再表示“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武曌与佛教》、《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皆针对疑古派的学风而作反讽。
[10]《俑庐日札·由文字之始与货易之制论古货币始于有周》,收入《雪堂类稿》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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