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1]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2]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3]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4]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易言之，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5]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以洋洋三十余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详加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6]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其后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常客，1967年更迁台定居，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钱氏受宠若惊，歌功颂德之文连篇累牍，竟吹捧蒋氏“实开中国历史元首传人旷古未有之一格”、“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可当我民族文化传统之代表”。[7]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8]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唾余，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9]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10]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11]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注 释：
[1]对于《系年》，钱氏回忆：陈寅恪当时“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60）；顾颉刚在日记中亦称钱著“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实甚精密，为不朽之作，虽有许多主观之见，无害其为大醇”（据余英时《顾颉刚与胡适》引，《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4）。按：白寿彝曾指《系年》剽窃清人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林春溥《战国纪年》、黄式三《周季编略》（《钱穆和考据学》，《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后来余英时又指郭沫若《十批判书》剿袭《系年》（《〈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此可谓中国学术史上的连环盗窃案。亦可见著书（著作）与钞书（引用）之间，分寸把握固不易。另，白氏之责钱穆，余氏之责郭沫若，皆有政治敌对的背景在，可谓“政治问题，学术解决”也。(www.xing528.com)
[2]此数编论文皆发表在当时顾氏主持的《燕京学报》（参李固阳《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可视为迎合顾氏学风之作。
[3]《师友杂忆》，页167-168。
[4]此书在细节上颇有疏漏，尤其是元史方面（李则芬《近人考据亦多草率》，《史学入门的警惕》，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
[5]《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政学私言》，商务印书馆民国34年版。钱氏以后仍谓：“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同时亦非阶级专政。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中国民主精神》，收入《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按：若谓中国古代政治非“君主专制”一语可了，则未尽无据；而竟直指为“民主政治”，则未免挂羊头卖狗肉矣。
[6]收入《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增订版。
[7]语出《蒋总统七十寿言》、《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蒋总统与中国文化》；其他相关文字尚有《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总统蒋公大寿祝辞》、《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总统蒋公奉安诔辞》、《蒋总统的哲学思想第一讲》、《蒋总统的哲学思想第二讲》、《纪念总统蒋公九秩冥诞谈复兴中华文化兼觇当前国运》、《故总统蒋公逝世三周年追思》、《蒋故总统与中华民国——蒋故总统之政治事业》、《先总统蒋公逝世七周年纪念辞》、《先总统蒋公九六诞辰献辞》（皆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十册，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0年版）。
[8]《“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李敖文集·求是今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另参《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蒋介石研究》一集，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李敖文集·冷眼看台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钱氏初到北京，傅斯年对他十分推重，每向人介绍他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但以后因治学异途，竟势成水火，傅氏更对旁人表示：“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师友杂忆》，页168、页228）
[10]钱氏弟子严耕望对此评论：“论学养成绩与名气，先生必当预其列……中研院代表全国学术界，此项举措显然失当，所以当时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讥！”（《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从师问学六十年》，《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敖亦谓：“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另参《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按：首届院士选举，郭沫若得傅斯年提名并当选（参王戎笙《傅斯年与郭沫若》，《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对照钱氏的落选，颇耐寻味。一方面，郭氏在方法上趋新，重视考古材料，而钱氏治学转向保守立场，故傅氏在学术取向上更认同郭氏；另一方面，钱氏性情耿介，有自卑感而致自尊心过强，而郭氏在政治上虽与傅氏泾渭分明，但私下实甚圆滑。故傅氏宁取左派的郭沫若，而不取反共的钱宾四。
[11]《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从师问学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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