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猛星霹雳火秦明与顾颉刚：现代学林点将录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则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1]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2]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3]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4]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关于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5]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6]但这两种思路都嫌过于拘泥。综观其时中外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7]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8]而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以及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的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9]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著，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10]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著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萃；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矣。[11]除《论古史书》之外，此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12]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13]

按：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提出《老子》晚出说，但晚辈如张煦《评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荫麟《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皆反驳梁说；而梁氏不以为忤，赞誉张煦“考证精覈，极见学者态度”，对张荫麟也勉励有加，当面称许他“有作学者的资格”。[14]又如罗尔纲否定俞大纲对洪大全的考订，孙次舟反驳滕固对南阳汉画像中乐舞的解释，俞、滕亦坦率接受。[15]凡此皆极见学者风度，盖有所见固难，有所见而不没异己之见则尤难也。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

注　释：

[1]徐旭生云：“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页23）姜亮夫则谓“近六十年治国故者或正或反皆在含照之中”（《顾颉刚先生伤辞》，《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日本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曾指出：印度婆罗门教本来设想有一个天国，但后起的新宗派为求压倒旧宗派，乃将本宗派的新天国置于旧天国之上；如此新宗派不断涌现，而新天国亦不断叠加，遂形成婆罗门教的二十八重、三十三重天国之说。富永将此现象称为“加上原则”，内藤湖南推崇备至，并在《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一文中将此原则运用于中国上古：“孔子生时，正值春秋五霸鼎盛时期，齐桓晋文为当时最强大的霸者。在此霸者极盛之时，孔子鉴于当时人人尊霸的现象，便在此上‘加上’，倡言文武，于是周文王、周武王之说出。孔子之后，墨家兴起，墨家在文武之上更说尧舜，此后又有杨朱在此之上又说黄帝，再后《孟子》书中的许行又在此之上说神农。这就是支那史上的加上说。”（据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收入《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内藤此说与顾氏颇不约而同。

[3]《古史辨》共七册：第一、二册主要是围绕《论古史书》所引出的古史论战，第三册为《周易》、《诗经》考辨，第四、六册为诸子考辨，第五册为经学的今古文、阴阳五行说问题，第七册主要为古史传说讨论。其中第四、六册由罗根泽主编，第七册由童书业、吕思勉主编。顾氏原拟续编第八册，内容为古史地理考证，四十年代属意饶宗颐编选，晚年指导王煦华编选，惜皆未完成（参饶宗颐《怀念顾颉刚先生》，《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刘起《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34）。(www.xing528.com)

[4]《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见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道》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按：白鸟库吉的要点，是以为尧、舜、禹各与天、地、人对应，系儒家据三才思想而造作的传说，三皇五帝则系道家的理想，尽管他也说到：“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但除此以外，他并没有再强调古史的层累形成，与顾氏的论述方向迥异。

[6]近人路新生强调崔述对顾氏的关键影响（《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王汎森则突出康有为的关键影响（《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页50-59）。此外，王尔敏又指出，严复在所译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中有云：“以春秋战国人心风俗之程度而推之，向所谓三代，向所谓唐虞，只儒者百家其意界中之制造物而已。又乌足以为事实乎？”故严氏可谓疑古先驱（《近代中国之开明专制论与强人领袖之想望》，《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古史辨自序》。按：吴虞1921年5月13日日记：“适之论古书于唐、虞、文王、太公皆以为无其人。谓中国书可信，当以《诗经》所有证之。大约自周宣王起为历史之可信者。《诗经》中称文王及姜源之类，皆可分作神话一派云。”（《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页599）正可印证补充顾氏的记录。

[8]顾氏自述：“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古史辨自序》）又，童书业在五十年代指“‘井田辨’就是七大册‘古史辨’的前驱，在‘古史辨’中，充满着胡适‘井田辨’的精神”（《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三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亦可印证顾说。

[9]杨宽即指出：“从整个世界对中国古史传说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推翻原来的系统，从中探索古代神话的演变，是一个进步的潮流，不但中国和日本史学界掀起这个潮流，同时西方史学界也出现这个潮流，如马伯乐的《尚书中的神话》，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福开森的《中国神话》。”（《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94）只是他未能强调，在这个普遍的疑古思潮中，西方史学实开风气之先。按：马伯乐所著《书经中的神话》，主旨系将《尚书》所见的古史还原为神话。作者云：“……这些穿凿附会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学的学说（尤其是五行说）所定的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便组成中国的起源史。这种东西仅有历史之名，实际上只是传说；这些传说或来自神话，或来自巨室的祖庙，或来自各地的宗教，或来自学者们解释某种礼仪的记载，或来自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充塞在中国史开端中的幽灵，都该消灭的。我们不必坚执着在传说的外形下查寻从未存在过的历史的底子，而应该在冒牌历史的记叙中寻求神话的底子，或通俗故事来。《书经》中充满着纯神话的而误认作历史的传说。”（冯沅君译《书经中的神话》，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版，页1）这显然与顾氏“禹是一条虫”的疑古思路类同。

[10]顾氏的读书笔记约二百册四百万字（参顾洪《关于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特色》，《顾颉刚学记》；汪宁生《以治学为职业，作真实之贡献——读〈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感》，《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11]汪宁生认为：“……《浪口村随笔》及由此改写而成的《史林杂识》，专用民族学和民俗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而且所用材料大部分得自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可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略谈民族考古学》，汪宁生《民族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另参汪氏《多所见闻，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收入《顾颉刚学记》、《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12]《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52。

[13]谭其骧《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附《顾颉刚先生附说》、《两汉州制问题讨论书后》），《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收入《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14]张煦《评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作者1922年（壬戌）自印本（收入《古史辨》第四册）。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收入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15]罗尔纲《谈治学》，《困学丛书》第二种，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孙次舟《敬悼张素痴先生》，《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