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氏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清朝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1]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2]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3]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图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4]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像傅斯年那样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5]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6]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7]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瀚，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蒐集、董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8]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9]
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10]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11]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12]人往风微，此亦有关罗、王形象的难得逸闻也。
堂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
注 释：
[1]罗氏自挽联云：“毕生寢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差自幸；半生沈沦桑海，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贞松老人外集》卷四，收入《贞松老人遗稿》乙集）可概括其一生事迹。(www.xing528.com)
[2]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按：近时饶宗颐则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碑志五类（《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三代吉金文存》所据材料皆罗氏一手汇集，而具体编辑则实由其子罗福颐任之（《罗福颐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福颐《偻翁昔梦录》，《学林漫录》第十六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4]董作宾总结罗氏学术贡献为五方面：内阁大库史料的保存、甲骨文的传播与考释、敦煌遗书的整理、汉晋简牍的研究、古明器的研究（《罗雪堂先生传略》）。
[5]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6]语出《陈垣燉煌劫馀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7]《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页526。
[8]胡朴安曾谓“罗振玉在甲骨文上，有传布之功。王国维治学方法，似乎在太炎之上，更非罗氏所可及。友人某君常为我言，自王国维死后，罗氏发表之著作颇少，其言亦深可味”（郑逸梅《人物与集藏·朴学大师胡朴安》）。
[9]或指《殷虚书契考释》为罗氏窃取王国维之作，现代学界名流包括陈寅恪、傅斯年、杨树达、郭沫若等，皆或明或暗信从此说（傅斯年《殷虚书契考释》批语，见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附录，收入《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298；《彝铭中之本字》，《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下册页681；另参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106-111）；而据存世的罗氏《书契考释》手稿及知情人的回忆，此说实出误传，可不复辨（刘蕙孙《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经过的回忆》，收入《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公案”一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王世民《〈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世民《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稿本校勘记》，《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郑重《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收入《海上收藏世家》，上海书店2003年版，页352-356）。
[10]《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编《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说》。
[11]见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收入《追忆王国维》。
[12]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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