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中年号青园居士，晚年室名寒柳堂、金明馆；江西修水人。
陈氏平生的治学取向，明显可以划分作三期，周法高、余英时先后已有讨论。[1]大抵早年博涉中外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语文，[2]藉此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主流；限于国内的学术条件，中年以后乃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亦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晚年复退而求其次，仅以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稍寄托其心事，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是也。
故其学问轨迹大致可作一概括：在地理上由异域而本土，在时代上由中古而明清，在方法上则由欧陆汉学而中国本位的文史之学。
陈氏成就的高峰，实在学术生涯的第二期，即中古史方面。综观种族文化的融合，追溯典章制度的源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察政治集团的兴衰，分析外交内政的关联，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诗证史，以史笺诗，则有《元白诗笺证稿》；[3]其他散篇论文则见诸《金明馆丛稿》两编，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学到音韵，吉光片羽，尤多妙解新义。至于暮年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虽为今人所艳称，但其时陈氏目盲力衰，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4]
按：一入老境，精神涣散，治学殊不易言。如胡适晚岁耗费近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抄袭赵一清公案作辩诬，用力多而发明少，且结论尚有争议，正与陈著《别传》成一对照；此外，如董作宾试图据甲骨文构拟《殷历谱》，又如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终极理论，哥德尔试图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的数学难题，都属于中年以后研究工作失败之例。相比之下，陈氏以一盲翁而成此大著作，虽未大成，已不可及。
陈氏曾被归入“史料学派”，[5]实甚皮相；盖史料不过是陈氏学问的第一层功夫，他不仅不为“史料学”所限，更超越于“考据学”之上。他的长处，不仅在史料搜集的丰富，尤在史料辨析的细微，纵使见人所常见，亦能发人所未发；[6]他善于从史料的缝隙发现问题，能作大胆的联想和推衍，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入柳暗花明之境；他更能在细心考证的前提下，因小见大，由局部的史实考订达致宏观的历史通识，而兼备清人考史方法之细与宋人论史眼光之大；[7]甚而通古今之变，借古人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体认，融入古代历史的思辨之中。[8]陈氏取径多方，手眼通天，唐长孺誉之为“胜义微言若有神”，[9]故拟作呼风唤雨、驱神遣鬼的入云龙。
陈氏游学欧美多年，但未猎取任何学位，亦无任何专著，而甫返国即得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踞导师之列，可称异数。此亦因为他有世家背景，有人脉关系，其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更为清末变法时代的故交。[10]
在中西思潮激荡的近代历史处境中，陈氏持论偏于保守，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他在饮食方面则甚西化，喜吃牛奶、面包、牛油。相反，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却喜吃中餐，习惯用筷子。故陈氏曾跟陈序经开玩笑：“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11]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中国本位，在物质文明方面接受西方事物，此即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欤？
1953年，陈氏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此独立不迁，长作岭南人。因为他目盲老病，加上学术地位崇高，得免于参与日常政治学习及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其不幸之幸；然而他未能早逝数年，而亲历“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于公于私，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此其终不幸也。[12]
诗曰：元白歌行钱柳诗，苹花不采岭南时。左丘盲目原天意，满纸无非马克思。
按：陈氏1953年有诗“不采
花即自由”，乃反用柳宗元“欲采
花不自由”之句，表示不去北京，以期在学术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注 释：
[1]周法高《钱牧斋陈寅恪诗札记》，《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台湾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按：余说相当周到，影响亦大，周说则几无知者，但实以周氏始发此论。(www.xing528.com)
[2]参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收入《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诗史互证之法，古已有之，即以近人而论，刘师培作于清末的《读全唐诗发微》，已藉唐诗证史（参卞孝萱《刘师培以唐诗证史》，《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但刘氏浅尝即止，陈氏始将这一方法发扬光大而至于登峰造极。另，《柳如是别传》亦以诗史互证方法为主干，不过研究对象的时代有异耳。
[4]比如俞平伯表示对《别传》“不大赞同，且以过长为病”、“其努力，弟不欣赏”（俞平伯致叶圣陶函，《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页484、页523）；钱仲联认为《别传》“没有搞清重点”（季蒙《听钱仲联先生注诗》，《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19日）；钱锺书也指陈氏“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安迪《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据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陈寅恪》引，《万象》第七卷第六期；又见陆灏《默存先生》，《看图识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甚至批评《别传》“适足令通人齿冷耳”（刘永翔《钱通》，《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页32）；而徐梵澄“听说他作了《柳如是传》，很摇头”（《日记中的梵澄先生》，《梵澄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页76）；严耕望虽惊叹于陈氏的博学和毅力，但也觉得《别传》选题不当，表示：“我很惋惜先生这部大书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治史答问》，收入《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76）。刘大年则称“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这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任继愈《史学家的品格》，《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据虞云国《谁的历史没有学透？》，《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月24日）。关于《别传》细节方面的疏误，见周法高《读〈柳如是别传〉》（《钱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李圣华《黄甫及生平及其与钱谦益交游考辨——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一则重要考证的补正》（《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三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6-17）、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陈寅恪》。
[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卷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按：郭沫若1958年表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关于厚今薄古问题》，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页270）亦将陈氏视为掌握史料最丰富的代表人物。
[6]如牟润孙指出：“寅恪先生的著作中，所征引的材料无一非人人习见常读之书，所用的方法，看来与过去的考据家以及笺诗注史的学人没什么分别；他却能从很小很细微的材料中看出大问题。”（《敬悼陈寅恪先生》，《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又谓：“其所援用，皆人间习见之书，其创获新见，即于习见之书字里行间得之，未尝以新材料自炫，特立独行，异乎时贤，诚所谓以功力识见胜也。”（《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收入《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严耕望也说：“他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应该也不少，但他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绎出来的。”（《治史经验谈》，收入《治史三书》，页24）另参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页130-131）
[7]关于陈氏对宋代史学、清代史学的评价及继承，戴晋新《陈寅恪对清代史学的评论及其相关问题》有详尽的总结（《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如余英时认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论断，当与抗战时期的国际局势有关；《论李怀光之叛》影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则是针对中共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而言（《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又，季羡林亦谓：“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回忆陈寅恪先生》，收入《陈寅恪印象》、《追忆陈寅恪》）
[9]“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题诗之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扉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传闻陈氏能入清华，即由于梁启超对校长曹云祥力荐（参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收入《陈寅恪印象》、《追忆陈寅恪》）。
[1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页31-32；王正宪《陈序经校长二三事》，收入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汤用彤1954年因脑溢血致半身不遂，此后仅留虚职，得以免于参加所有组织活动（据李怀宇采访《汤一介、乐黛云：“学术上不该有指导思想”》，《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16日“大家访谈”），至1964年以心脏病辞世。则他可谓有陈氏之幸，而无陈氏之不幸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