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人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1]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2]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3]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4]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5]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6]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治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7]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至，[8]杨树达也称“书颇博通，条理亦密”，[9]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10]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11]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12]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3]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限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14]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15]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王国维、吴秋辉、黄侃皆逝于五十前后，陈梦家自杀时五十五岁，梁启超、吴梅得年仅五十六岁；而法国沙畹亦寿止五十二岁，高罗佩寿止五十七岁。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满、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有侄乐成，治史以汉唐为中心，堂侄乐焕则专攻辽史，造诣各有精湛。乐成1949年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注 释：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79；参潘光哲《胡适和顾颉刚》，《“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
[2]《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收入《古史辨》第二册。(www.xing528.com)
[3]在傅氏之前，徐中舒已指出殷、周为东西异民族，殷人“似有由东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后丁山、姜亮夫、胡厚宣皆认同傅氏的殷民族起源于东方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14-25；姜亮夫《夏殷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卫聚贤则以殷民族起源于四川，迁移至东南，与处西北的夏民族对峙，亦与傅说接近（《中国民族的起源》，《古史研究》第三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而杨向奎有《夏民族起于东方考》（参杨氏《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又《回忆〈禹贡〉》，收入《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顾颉刚、饶宗颐又先后有殷民族起源于西方的见解（顾氏《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饶氏《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皆与傅说对立。另有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相关评述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0-121）、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第二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此说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如李济谓傅氏所指的夏族疆域，与张光直所划分的中原彩陶核心区域完全吻合（《就新见资料谈上古史的几个基本观点》，收入《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张光直更评论：“我对傅先生的景仰，是他的古史研究，尤其是《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1995年台北“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演讲，据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事业》，《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李、张作为考古权威，对上古史有深刻理解，故他们对傅氏的赞誉极有份量。此外，杜正胜也认为考古学基本可以肯定傅氏假说（《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庄春波《华夏东西说》（《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守功《夷羿族团的衍变与考古发现辩证》（《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叶文宪《新夷夏东西说》（《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皆据傅说而作发挥。另如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观察》认为夏代不仅是夷、夏的东西对峙，而是夷、夏、商的三足鼎立（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则以为“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皆质疑傅说，但仍难以动摇傅说在整体上的价值。
[5]参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冯友兰将现代史学的趋势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并指三者恰好代表辩证法的“正”、“反”、“合”三阶段（《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杨联陞以为傅著及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皆系“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是由训诂以治文化史的典范之作（《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而杨氏本人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是同一旨趣的著作。
[8]如张政烺说：“数千年儒学精蕴所在，竟使原委条贯，豁然大白于今日，诚快事哉！”（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据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转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5）按：王利器又有《文学古训辩证》，乃模仿《性命古训辩证》体例而作；王氏民国时亦史语所成员，此文是他向傅氏致敬之作（见《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70。
[10]见陈垣1940年致陈乐素函（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1]《读〈性命古训辩证〉》，《赵纪彬文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按：赵氏本人的《释人民》、《人仁古义辩证》、《君子小人辨》等篇（收入《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皆由字词的训诂入手，区别孔子时代的阶级关系，似即将《性命古训辩证》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史领域。
[12]参王汎森《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45。
[13]胡适评论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许倬云也指：“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蔡元塔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8）
[14]杜维运谓：“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提出的新史学，而是傅斯年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傅孟先生与中国的新史学》，《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周作人《新潮的泡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