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保义宋江与天魁星-胡适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1]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2]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3]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4]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5]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6]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7]

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8]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及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9]他与胡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10]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周质平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11]此外，胡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12]“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长，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可窥见当代思想史之消长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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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在今天的中国——序〈胡适与近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另参王元化《读胡适自传唐注》。按：余氏所提及的这次学术访问，当指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一行，当时代表团一部曾访问耶鲁，成员包括钱锺书、费孝通，领队为赵复三（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则余氏所说的“学术领导人”似即赵复三。

[2]《清园夜读·后记》，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

[3]《师门辱教记》，香港图南出版社版（此书胡适改题《师门五年记》；三联书店版对初版多有删改）；又参罗氏《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一个实例——〈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三十年代胡适曾对来访的铃木大拙表示：国内学人对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并无反应，竟有人从邻国来访，不胜惶恐感激之至。胡氏并对国内学人缺乏国际视野表示愤慨（据柳田圣山《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例如汤用彤虽已见胡氏有关考证，但其讲义《隋唐佛教史稿》禅宗部分仍多沿袭旧稿，而对胡氏的新见未作正面回应（参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的开展与争辩》，《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龚隽、陈继东《中国禅学研究入门》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又，梁漱溟评胡适有云：“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略谈胡适之》，《胡适研究丛稿》，三联书店1989年版）梁氏所言颠倒事实之甚，可见他对胡氏的禅宗史研究完全缺乏了解。

[5]《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

[6]胡适四十年代曾说：“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函，据朱文华《胡适评传》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页279；未收入《胡适书信集》）夫子自道，最能说明胡氏的学术转向。

[7]王起谓“季刚师于并时学者多所讥弹，尝讲论至谢灵运曾为秘书监，笑曰：‘今国内乃有著作监，则胡适之其人也。’或问其说，曰：‘监者，太监也。’随指纪晓岚‘下面没有了’故事为证，闻者为之绝倒。盖讥胡氏著作大都仅有上册也。”（《响鼓并诗话》，据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引，收入《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37）又，施维彩回忆在中央大学，“……季刚先生上课时经常都会对名流学者大肆谩骂，但挖苦最多的则是胡适。他说胡‘能读偏旁字，只做上卷书’。是指胡读《诗经·葛覃》中‘为为绤’的、‘绤’二字依‘希’、‘谷’偏旁而读，后者则因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又有一次说：‘胡适是太监！’同学不禁愕然。黄先生接着说：‘太监你们不知道吗？就是下面没有了！下面没有的不是太监是什么？’原来又是在说出书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这回事。”（刘衍文《黄季刚大师轶闻》，《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按：朱偰回忆其父朱希祖亦“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收入《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朱、黄皆章太炎门下，宜乎对胡适皆有不满。

[8]参《张维华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9]参王康《清史权威萧一山》，收入《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据王家范《萧一山〈清代通史〉导读》，《清代通史》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参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史学·行为科学”一章；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5]《胡适》。按：李璜二十年代曾在北大史学系讲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说，后来胡适编《新月》杂志，向他约稿，并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敬悼胡适之先生》，《学钝室政治选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可见胡适并非不明白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要。

[11]夏志清《胡适博士学位考证》，《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周质平《关于胡适学位的几件新材料》，《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版。

[12]据胡颂平《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第三卷第二期）；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四册页1323-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