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的声乐艺术发展及其嬗变

1898年我国展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运动,倡导学习西方文化,废除科举制,建立新式学堂,同时开设了以宣传资产阶级爱国、民主的学堂乐歌方面的教学,这种音乐文化也在传播当时先进的科学文明思想。从西方留学回国的李叔同、沈心工在这一时期分别创作了《春游》《黄河》等,这些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原创作品成为中国声乐艺术文化的中流砥柱。“五四”期间,中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以赵元任、萧友梅、黎锦晖等为代表的我国最早的新式音乐家对西洋先进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更加全面、丰富的吸收与采纳,将西方音乐文化与我国固有的传统民族音乐相结合。使我国的音乐文化在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得到了发展和创新。他们创作了一批艺术歌曲、学校歌曲和儿童歌舞表演曲,再通过自己的理解使歌曲极大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又有了新的体现。像萧友梅的《五四纪念爱国歌》《问》,赵元任的《卖布谣》《劳动歌》,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等许多大众喜爱的歌曲,都传达着五四运动中的民主精神。他们通过极具创造性的音乐创作手法,大胆探索新音乐的发展路径,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内心状态。

一大批海外留学归国的音乐工作者为我国的音乐艺术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创作了大量具有我国民族特色风格的艺术歌曲,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后期音乐工作者的学习基础,也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五四运动结束后,以医愚、疗贫、扶弱为主要思想,力图教育救国的新音乐运动展开,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反映工农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群众性演唱歌曲;第二种是以黄自、赵元任为代表的抒情咏怀、具有较高艺术质量的艺术歌曲;第三种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城市流行时代歌曲。

(一)工农革命斗争的歌曲

聂耳、冼星海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革命音乐家,其曲风尽显宏伟、昂扬、明朗的民族特性和时代风格,一改往日旧音乐曲调中的缠绵低沉,具有大众化、民族性、戏剧性、时代感的新的音乐风格冲破了老旧文化狭隘视角的束缚,带领人民感受新时代的音乐艺术。

聂耳是中国第一个敢于在歌曲中塑造我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音乐家,他通过大胆的创作理念,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作了《毕业歌》《卖报歌》《码头工人歌》《新女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是我国革命音乐发展道路上的领路人。冼星海在出发赴延安前就创作出了如《夜半歌声》《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下》等许多民族特色气息浓烈的群众歌曲,抵达延安后几年中又先后创作出《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歌曲。就这样民歌演唱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救国、动荡不安的战乱中,解放区展开的新秧歌运动以陕北延安为中心区域向四周扩散,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主要以桂林、重庆、武汉、昆明等诸多大后方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乡村推广,就这样在当时形成了我国音乐发展历史上最普遍、最浩大、涵盖地区最广的群众歌咏活动。我国的民歌艺术在这个音乐教育普及的抗敌救国运动过程中实现了其重要意义。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民歌歌唱家。如王昆、郭兰英、王大化、李波、仲伟等,通过他们富有热情的歌声唤醒了古老而黑暗的旧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

《白毛女》是我国第一部新歌剧作品,当时喜儿的演唱者是王昆,后来他相继演唱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多部秧歌剧。王昆嗓音条件优秀,音色鲜亮,人物形象刻画细致,情感传递自然,作品中生活气息浓厚,极具地方特色,与人民群众共情能力强。郭兰英是我国人民都熟悉的民歌演唱家,她从小就具有深厚的戏剧唱功。在延安,她把传统的戏曲艺术融入新歌剧与民歌的演唱中,她演唱的《绣金匾》《南泥湾》《白毛女》《翻身道情》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仲伟、刘燕平、张映哲等民歌演唱家,他们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演唱方式为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抒情咏怀乐曲

黄自、赵元任等许多音乐工作者以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作为思想基础,创作了一大批和声编写细腻充实、旋律走向流畅、诗词韵律与旋律契合,具有明显我国民族特色风格的艺术歌曲。这些作品在情感处理上色彩丰富、情绪饱满,或多愁善感,借古诗抒发内心的伤感,或情绪乐观明朗,掺杂着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敏感性,体现出了青年学生等一众知识分子在时代变更之际的心灵感受。他们不乏现实的忧患意识,但谈不上真正的浪漫,所以在作品的格调上常常是以伤感为多,像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黄自的《玫瑰三愿》、萧友梅的《问》、刘雪庵的《长城谣》、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陆华柏的《故乡》、张曙的《日落西山》等,这些音乐作品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与真挚感情,吸引着当时广大的青年人和知识阶层。

这些音乐作品中,有许多歌曲将民间音乐、戏曲、说唱艺术的音乐元素和艺术手法都融入其中,并且在歌词的编写上遵循了我国汉语言文化的音韵特色和音乐语言独有的艺术手法。像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歌词语言质朴,富于诗的韵味,有海天辽阔、海风吹拂的浪漫写景。任光为了写好这首歌曲,曾赴渔村观察体验生活,寻找真切的感受和形象的音乐语言。乐曲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对穷苦渔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不公世道的控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从语言音韵方面考虑要对民族语言的音调和歌曲的音调遵循贴合的原则进行结合。这样的处理手法是刘半农本就以韵节谐美著称的诗作有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这也成为这首歌曲一直以来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原因,其中尤其是海外游子居多。赵元任作为借鉴西方技术表现中国音乐的艺术家,他以开拓发展本土音乐文化作为基础建立新的音乐思想,这种先进的思想方向使他成为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代表了我国音乐艺术发展道路上要坚持科学与民族统一发展的思想。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歌唱家与国内音乐、艺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如周淑安、应尚能、黄友葵、喻宜萱、葛朝祉、周小燕等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国内一些大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传播声乐艺术,还开始了声乐教育,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他们虽然是受西方音乐教育,但在国内的演出和教学中,坚持“洋为中用”的宗旨。

(三)曲艺说唱音乐的发展

鸦片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的殖民地经济迅速发展,工商业崛起,大量的茶楼、书场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中,各地民间艺人涌入城市,交通方面也得到了高度发展,加强了城乡艺术文化交流,曲艺说唱音乐逐渐兴起,甚至一度出现鼎盛的局面,因此,许多地方曲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开掘出来。我国现有的三百多个曲种,大都是在这期间形成并发展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并为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有苏州弹词、山东琴书、京韵大鼓、四川清音、凤阳花鼓、河南坠子、东北二人转等。也出现了一批有名望的说唱艺术家,如刘宝全、魏喜奎、骆玉笙、李月秋、乔秀清、邓九如、李德才等。他们的唱腔各具特色,有的缠绵低回、曲折婉转,有的高亢挺拔、刚劲清脆,有的舒缓深沉、朴实苍凉,有的平稳舒展、含蓄秀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纯正清晰的咬字行腔,塑造多种人物的声音造型,感情细腻的歌唱表现,强烈、亲切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说唱声乐艺术在这种特定时期和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和扩大的原因。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中的戏曲、说唱音乐并没有因为这段时期的社会制度受到影响,甚至在封建制度逐渐瓦解,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使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且逐渐壮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民间歌舞、小曲、曲艺为基础,有很多丰富而易懂的地方戏曲,戏曲以生动的表演和丰富的欢乐民间音调受到大众的喜爱。如越剧、闽剧、锡剧、秧歌戏等。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种地方剧种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形成了三百多个剧种,其中以豫剧、川剧、汉剧、湘剧、赣剧、昆剧、粤剧、吕剧、秦腔、花灯等剧种较为出色,不少剧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艺术形式与表演形式。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和左翼音乐运动的开展,我国民族音乐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民歌演唱开始呈现出新的内容和新的精神面貌。文艺人才把民歌融入大众歌曲中,群众音乐运动在革命的基础上逐渐得到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诞生了许多红军歌曲和革命民歌。例如,《工农兵联合起来》《十送红军》《秋收暴动》《当兵就要当红军》等,一直到延安解放区的《东方红》《军队与老百姓》《边区十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

大量的新民歌作品的诞生体现了歌词创作水平的更新,也带动了音乐与演唱技巧的提升。新民歌艺术作品在音乐创作上有着无论风格特点、创作手法,还是新曲旧调都充斥着饱满的情绪的特征,音乐中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爽朗性格,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斗争坚定不移的爱国心情。没有那种徘徊焦灼、沉重压抑、扭扭捏捏。事实上,这与当时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根本变化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无论是民族声乐创作还是其表现形式、声乐演唱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在不断地演变和提高。无论是戏曲、说唱音乐的繁荣,还是学堂乐歌的流行、抗日歌曲的普及和新音乐运动的开展,以及解放区新民歌的传播和新民族歌曲、新剧目的诞生,都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声乐教育艺术的发展

清朝末期,西方教育模式逐渐传入我国,一部分教育机构开设了音乐课、图画课。李叔同、沈心工在外留学归来,在传授学生音乐知识的时候利用外国的曲谱填写中文歌词后进行教学,其中还掺有部分创作歌曲,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学堂乐歌。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清朝在学堂、教堂和新式军队等场合都开展了歌唱活动,但是他们没有设置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声乐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作为我国的新音乐主体存在的,这是声乐作品的创作发展和声乐作品的传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主流音乐文化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1.新音乐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新音乐开始朝着多方面多元化发展,其中发展的最为明显的是音乐创作,在艺术表演方向的舞台表演性歌曲、音乐会独唱曲、多声部歌曲、小型合唱曲等诸多类型中,都有很多成功的作品。为了满足普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两者的需求,学校歌曲通常是根据学堂乐歌时期的歌曲而编写的,满足学校歌曲的需求,按照既有的曲调填词的形式,改为先作词后谱曲的创作方式。这是音乐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取得的重要进展。

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音乐内容健康、曲调优美,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声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赵元任的独唱歌曲和多声部歌曲的创作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艺术成果。他的作品中的许多歌词都采用了传播“五四”精神的新诗,他的音乐既没有仿照民歌形式的作品,也没有复制欧洲艺术歌曲的形式,而是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色的同时,融入了欧洲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

在这一时期还诞生了大量的歌唱工农兵的歌曲,由瞿秋白作词作曲的《赤潮曲》于1932年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这是最早出现的工农革命歌曲之一。与此同时,音乐活动的开展在普通教育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北京教会学校也开始频繁的展开音乐活动。1927年,北京四所教会学校协同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故宫的太和殿前进行了由400多人组成的大型合唱表演,唱的歌曲是英国民歌《夏天来到了》,这在当时被视为音乐活动的壮举。

2.声乐教育的发展

1920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萧友梅开始负责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音乐教育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南池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和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主任。这几所学校的任教老师大多是外籍教师。这一时期的声乐教育体系中没有固定的声乐课程,主要以合唱课为主。

后来由于北洋军阀撤销了北京高等院校中设立的全部音乐系科,蔡元培和萧友梅为了继续发展我国的声乐教育事业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个学校的建立也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上的第一所音乐高等院校。后因蔡元培公务繁忙,主动辞去音乐院长这一职务,由萧友梅接手相关工作成为代理院长。萧友梅主张不随意聘请教师,非常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强调“非好不请”。他尽全力聘请了一批具有一定音乐素养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国内外音乐方面的专家、教授到学校任教。这些世界一流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奠定专业学科的教学基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萧友梅还聘请了留学归国的本国音乐家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使音乐专业的各个学科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特别是192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自,萧友梅不但聘请他担任学校的教授,同时还让他兼任教务主任一职,从而促使音乐专业理论作曲学科的教学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他们所从事的音乐创作事业以及校内外的演出活动,无一不在显示着学校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并且推动了我国专业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前进。

20世纪30年代,我国声乐教育方面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现象,经过学堂乐歌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我国在声乐教育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外籍声乐专家来中交流对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大批优秀的海外留学生归国参教,壮大了我国声乐专业的教师队伍,教学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专业音乐学校的迅速发展为加快我国音乐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上海国立音专”的成立,标志了30年代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为我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3.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迅猛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兴起办学,许多新的专科音乐教育机构也受其影响开始建立。例如,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私立上海新华艺专音乐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私立广州音乐学院、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等。

山东省立剧院音乐系是1947年在王泊生的倡议下建立的一所具有特色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其办学宗旨是为建设中国新歌剧培养人才。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立”音专培养的早期毕业生有喻宜萱、斯义桂、刘振汉、郎毓秀、胡然、周小燕、唐荣枚、杜矢甲等。其中,谢绍曾、斯义桂、胡然等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喻宜萱、郎毓秀、周小燕等去国外深造。他们学成归国后都从事演唱和教学工作,为声乐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郎毓秀在长期从事演唱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歌唱人才,另外,她坚持不断地向戏曲艺人学习,在探索中西方音乐艺术文化结合的演唱方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同时承担了音乐理论知识的编译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将西方声乐理论体系引入我国的工作中。

4.声乐教育的历史地位

专业音乐机构相继建立决定了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状况。

20世纪,我国的声乐教育事业以专业音乐机构为主要传播途径,在专业课教学方面主要依据专业音乐学院和一些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所开设的声乐课及相关专业课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专业声乐教育还存在设备比较简陋、规模比较小、教师人数少等诸多弊端。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声乐艺术事业发展到了中国近现代声乐历史的一个小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积累为这一时期的声乐发展提供了灵感和动力,先驱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铺平道路。

早期的声乐教育家们通常都是在留学后归国,声乐教育家们在国外接受了相对更加全面和更加优秀的音乐教育,学成归国后,大家都建立了相同的目标,并共同为之努力,也因此成为教育家们组成一支相当高质量的音乐教师团队的契机。而将外籍声乐专家聘请到国内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目标才做出的决定,大部分声乐专家主要来自苏联。外籍声乐专家们的到来使我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声乐教育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外籍专家们来我国教学除了带来了声乐教材以外,也将他们完善的教学方法和相关经验带到了我国的教师团队中。为我国声乐歌唱事业建立了良好的开端,树立了科学的发展目标,成为后期中国声乐事业向国际音乐进发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在专业音乐院校中设立师范系别是这一时期高等师范类教育的另一个办学特点。因为在专业院校中,其特点是拥有较强的专业师资力量以及较完备的教学资料、较完整的教学设备系统,以这些作为师范系招生办学基础可以达到资源共享,利用这些优势能够培养出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教育人才,如上海“国立”音专、重庆“国立”音院、“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私立广州音乐学院、私立西北音乐学院等都设有师范系科,它们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音乐教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