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徐特立从湖南返回延安，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由于学院刚刚建立，教学条件和设施非常简陋。徐特立的工作非常紧张，他一边要考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要挤出时间学习矿物学、地质学等新学科，组织编写这方面的教材，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那时候，徐特立住在杨家岭，开会、工作都要跑到山下，有一条下山的老路有台阶，但要绕个大圈子，徐特立嫌它远，走起来费时间，就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顶着陡峭的山坡直上直下，而且野草丛生。徐特立每次走完这条路，总得出一身汗，呼哧呼哧直喘气。他的秘书劝他说：“徐老，现在不是长征，后面没有敌人追你，何必这样急匆匆赶路，下回还是绕大路走吧。”徐老回答：“你不知道，我选的这条路，走起来吃力一些，但是能省时间，因为它的长度只有老路的三分之一。我们干革命的，争取时间很要紧。我挤出些时间来，可以多做不少事，多读不少书。”
有一次，徐特立因肠胃炎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一天，同志们去看望他，推开病房门一看，只见桌上摆着骷髅头，床旁吊着人体骨骼，病房变成实验室了。大家吃惊地问：“哎呀，徐老，你这是怎么啦？”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没什么，我这是利用医院现成的设备，抓紧时间研究点新学问呀！”结果，他住了二十来天院，又学会了一门新的知识——生理解剖学。[8]
1947年，因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这一年，徐特立已经70岁了。离开延安的时候，组织上专门拨给他一辆用三头牲口拉的轿窝子，徐特立不肯接受。他说：“党关心我，但我现在还能走路，不用专门拨车子给我坐。”他想了一下，又说：“要么，就这样吧，‘轿窝子’不要了，我就留下这几头牲口，驮运我的书吧!”(www.xing528.com)
书是徐特立的宝贝，他有好几大箱书。有了几头牲口还是驮不走，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来一个主意：每本书的边上，都有空白，把它切去，书的体积小了，分量轻了，不就可以多运走一些书了吗？主意拿定后，徐特立卷起衣袖，拿菜刀切，用剪子剪，手都磨出了泡。有人劝他别干了，他说：“这些书将来用处大着呢，我多切掉一点边，就能多带走几本!”
撤离延安以后，在动荡不定的行军途中，一停下来休息，徐特立就拿出书来看，有时候还就地采集和研究各种矿石标本。有些同志见他爬山越岭的时候，老爱捡些石头来敲敲打打，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徐特立告诉他们：“这都是矿石。我们现在趁早研究研究它，将来革命胜利了，要建设，便都用得上了。”徐特立就这样走到哪学到哪。他的警卫员知道这些石头大有用处，以后也热心帮助他，边搜集边学习，也学会了辨认好几种矿石。有一次，一个同志问徐特立的警卫员，他手里拿的发亮的石头是什么？警卫员回答说：“这叫石英石。”那个同志惊讶地说：“你这小鬼真不简单，还懂得不少呢!”警卫员说：“我跟徐老行军半个多月了，还会连这都不知道吗？”[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