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坚持民主管理学生，成就师德楷模

徐特立坚持身教主义，一贯痛恨专制主义，极力倡导民主政体，平日所作所为，事事、处处都发扬民主、联系群众、尊重群众，从不突出个人，即使是对自己的学生也是如此。他说：“不民主的社会埋没的人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埋没的只有千分之一，因为没有条件给他发展。我从前到浏阳看那些小学教员，都很能行，但都埋没无名，只因我在长沙条件好，所以就占个地位。”^[33]“我们要求教师对学生民主，而我们负教育领导责任者对于教师，也需要民主态度。我们的民主补课，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尤其是与人民有直接关系的干部，如，乡村长、小学教师，更特别需要；不然，就不能由封建社会的人民的老爷变为人民的勤务员。”^[34]“我们中国三四千年的历史，人民第一次得到解放不过三年，三年间建设起来的全国民主制度，它像急风暴雨似的扫荡封建残余制度，得到伟大的胜利。进行思想改造的基础就在于广泛地民主补课。”“打骂、不讲道理、不要民主制度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今天用来对待人民，甚至对待人民儿童，这是严重的封建残余。”“普遍的民主补课，早从首都开始，一切大学教授，都接受了这一洗礼。我们应该把民主补课广泛地发动到每一角落，在农村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干部开始。小学教师就是有知识的文化干部，应该对于体罚学生的问题作深刻的检讨。同时我们有教育经验和教育学识者，也有责任有义务并有权利提出积极的办法，建立一套制度，使乡村教师得以从思想上、从组织上、从学术上来指导儿童。”^[35]

徐特立实行身教主义、民主管理学生的目的，在于使培养出来的人不但要有革命的思想，而且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有健康的身体。按照这一目的，徐特立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民主管理学生的规范和青少年将来肩负的历史重任出发，特别重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他说：“盖小学校所授各科，莫不有关于德育，然各科均有特定之目的，对于德育只可谓有间接之关系。唯修身科则直接以陶冶情操、育成品性为目的，是即修身之特色，亦所以居诸科之首也。”^[36]“一般教育问题，总是把伦理教育提到第一位，伦理关系就是社会关系。”^[37]

徐特立在强调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同时，十分重视青少年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并要求青少年刻苦钻研文化科学技术，红专并进。他针对我国的科学文化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而十分落后、人才奇缺的窘况，向青少年提出了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他在《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指出：“应该知道我们虽然能把握着前进的政治方向，但对于技术、科学等各方面还落后于他人。对文学，我们也是有少数的左翼作家，其他的作家还没有吸引到我们这里来。至于经济建设，我们也只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而缺乏专门技术人才和科学人才。”^[38]因而，他认为青少年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革命勤学苦练，掌握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真实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徐特立不但要求青少年要有好的思想品德、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健康的身体。他说：“锻炼身体，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39]认为凡有志为社会出力、为国家成大事的青少年，一定要十分珍视身体健康和加强身体锻炼，进而才能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

应该说，校园诗歌作为学校管理的核心文化之一，很能反映其校园管理的精神。下面就是徐特立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时写的《毕业歌》，以及他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校内传颂的一首歌，抄写如下：

毕业歌

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

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

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需能手。

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

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

延安自然科学院传颂的诗歌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制的教具更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都不能把我们阻挡。

这两首充满乐观主义激情的诗歌，鲜明地反映了徐特立在不同时代的办学方向、管理风格和学生的民主精神，也反映出校长徐特立民主管理学生的办校特色。

除此之外，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当年长沙师范是县立的学校，实行的是一长制，与当时各公立中学等学校一样，校长有权处理一切校务。但是，徐特立并不喜欢这种个人说了算的制度，而是通过组织校务委员会、学生自治会，发动师生共同管理学校。开校务会议时，学生自治会必须要有两名以上的代表参加。举凡校内一切事务，不论是教务方面、训育方面，还是财务方面，都要在事先提交校务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作出决议，然后才公布实施。又如，在新立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里，徐特立通过组织校董会，由校董会产生校务委员会，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轮流负责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熊瑾玎就是长沙女师五常委之一，据他回忆：“徐老的这种做法，是当时学校中少见的。不少学校当时也有校务委员会，但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而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每个校务委员都有权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轮值的校务委员则有权处理校内事务，而不必事事请示徐老。徐老作为创办人兼校长，从来不把自己凌驾于校务委员会之上，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由于徐老推行这种民主制度，因此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师生都能认真地教与学，虽是初办的学校，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徐特立在延安时，还深有感慨地说过：“我办两个师范学校，一个是公立的，政府每年经费五万元，一个私立，政府一年只津贴一千元，公立学校我每星期在那里六天，私立学校我每星期在那里一天就行了，许多事情都由学生自己管，管得很用心，不要我管。公立学校却需要有资望的坐镇。”^[40]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徐特立在私立的长沙女师比较彻底地推行了民主管理学生的治校好办法。

【注释】

[1]毛泽东著：《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99页。

[2]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3]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4]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5]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谢冰莹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

[6]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0页。

[7]梁堂华：《圣人风范徐特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www.xing528.com)

[8]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9]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0]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11]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12]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13]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56页。

[14]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15]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368页。

[1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第267页。

[17]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版，368页。

[18]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徐特立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版，第26页。

[19]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20]孙海林主编：《湖南第一师范校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1]李龙如主编：《一代师表徐特立》，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39—340页。

[22]李龙如、李喧主编：《一代师表徐特立》，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40页。

[2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2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序言），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2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2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30]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

[3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3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3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3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3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3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3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3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3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40]彭世华等：《当今圣人徐特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