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反对奴隶教育，鼓励创新

徐特立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以唤醒民众、提高国民素质为己任，并一贯反对奴隶主义教育，鼓励创新教育。他指出：“创造与传统相对立。”^[13]“人和动物不同，就是动物不会制造劳动工具和使用劳动工具，而人类能制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因此人能创造，人能进步，成为社会的基础。”^[14]“教育的作用有麻醉和启发，有介绍、模仿、创造。教奴隶，教顺民，只要模仿；改造物质、改造世界的教育，就必须有创造。”^[15]强调“要培养大量工程师。机械、土木是基本，采矿、冶金也得学土木、学机械。还要深研理论，学习别人的经验，多读书籍。马克思主义说要吸收人类的一切经验。共产党员是用批判和继承的态度发扬人类优秀传统来充实自己的脑子。1930年，我参观了苏俄建设，他们中的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就用拉丁文造成注音，再教读俄文使其看懂书籍。这是讲少数民族自己的建设，自己不依靠别人。中国的地质、植物、考古学已在国际上有点地位。只是中国工业落后，还缺乏许多优秀的工程师。我希望各位工程师一边做一边还得学习：要学习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和互相讨论的精神；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求进步和创造新的一切。”^[16]

不仅如此,徐特立还提出了反对奴隶主义教育、鼓励创新教育的切实可行方法，如提高思想认识，充分发扬科学民主，激发受教育者的发明创造力，把生产与教育、教育与生活、体与脑结合起来，明确创造性学习的过程，达到实施创新教育的目的等。

一要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奴隶主义教育的害处并自觉反对奴隶主义教育。徐特立认为，奴隶主义教育，就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成机器，没有人格，难成人才；后来变成帝趋亦趋，帝步亦步，更难有出息。“惰性就是奴性，没有自觉性，没有自动。一定要有进取性，要有远大前途，要兴奋，要慷慨激昂，不要只靠外力来推。”“自觉是用头脑，看事实，思想不受成说限制，有主人的头脑。”^[17]而要做到“有主人的头脑”，能辨是非、定方略，必须反对奴隶主义教育。因此，“‘述而不作’，‘学之为言，效也’，是奴隶学习的态度。作而不述，创而不效，是孤陋寡闻，也难达到复杂的创造。教条主义是奴隶，经验主义是井底蛙。”^[18]二者都是有害之物，都必须反对。

二要充分发扬科学民主，倡导创新教育。徐特立认为，要开展创新教育，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倡导民主、讲究科学、方法正确。因为“独裁总是落后的，民主总是进步的”^[19]。“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传而来的。凡是前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落后的东西给前进的东西以创造的基础。”^[20]“要有争论思想才能发展，民主对于推动发展非常重要。”“两个人合起来谈论，合起来干，等于孤立的三四个人，比他们还要干得好，三个臭皮匠还凑个诸葛亮。孤立的高高在上的个人，一定容易坏，只有由群众监督才能好，所以我们要强调阶级、群众。”^[21]徐特立还强调，民主校风对于开展创新教育尤为重要。他说：“不民主的社会埋没的人才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不埋没的只有千分之一。”^[22]“革命是生气不是死气，革故鼎新；消化不是消灭，而是进一步发展。”^[23]因此，为适应个性和个体的创造性教育活动的展开，“教育的方法、制度、课程、组织训练、学习方法等一切都采取多样性的、历史性的、地方性的、协调统一的最高原则。多样性即艺术性，统一性即科学性。”^[24]“教与育是内外两力：内力、外力。”^[25]

三要激发受教育者的发明创造力，把生产与教育、教育与生活、体与脑结合起来。这一点，徐特立与陶行知有某些相同之处。陶行知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真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26]

这些观点，徐特立也表示赞同。但他更有自己独到之处，认为反对奴隶主义教育、倡导创新和鼓励创新教育，必须激发受教育者发明创造的主体性，自觉把生产与教育、教育与生活、体与脑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予以基本知识，开发自学能力，手脑联系，养成总结经验的习惯，让他们到适应条件的地方去创造。”“掌握基本知识要五官并用，从实际下手，不要阻止幻想，科学许多都是从臆说、假设出发，幻想是创造的触角。”^[27]“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劳动者，只会接受书本子上的现代知识还不够，还需要能够发现新知识。那就更需要从手脑并用的劳动中，改造事物，分析事物，综合事物，才能得出关于事物的一些新知识。”^[28]“不脱离现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等物质基础，进行改造工作，把旧的东西变为新东西，把可能的东西，争取为现实的东西，突破现实的束缚转变为创造的自由。在狭隘现实基础上有高尚理想，全面的计划，在一步步行动上照顾远大前途。”^[29]可见，徐特立反对奴隶主义教育，鼓励创新，激发受教育者的发明创造力，是从教会受教育者做人做事做学问开始的，在此过程中，学会把生产与教育、教育与生活、体与脑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而使每个受教育者都能通过创新教育而有所发明，以至后来居上。

四要明确创造性学习的过程，即学别人的东西有一个吸收、使用、批判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最后必须达到创造。创造性的学习大致过程有以下几种：

（1）增进知识是提高思考力、发展创造力的必要因素。徐特立认为，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凡是前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落后的东西给前进的东西以创造的基础。为了使创造的基石更扎实，使创造力能有极大的发展，徐特立主张必须具有坚实、宽广的普通知识基础，而不能过早的专门化，因为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如果只有普遍科学不够的专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

（2）要批判旧有的知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继承，继承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而继承又是为了创新。徐特立科学地分析了教育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第一，一定要继承过去的遗产。第二，一定要有新的生产产生。”他说：研究科学不是凭空创造，所以需要实践和学习，同时要吸收过去人类历史的科学遗产。……要反对不读书，不细心研究，无知妄作，专发空论。然而，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我们的创造力，不把科学看为教条。我们要反对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成为述而不作无批判的客观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是学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他主张一切读书都要加上创造批判的工作，强调在学习人类历史遗产的口号之下，还应该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即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这是我们学习的作风。他在谈到自己的教育实践时说：我们在学校师生共同实践中，批判现用的教科书的内容、事实、理论和文字，加以发挥或修改。他说：批判就是教育的武器。这个批判的过程，可以通过理论的分析和推理，然而更多的、更重要的必须通过实践。

（3）通过实践对所学知识加以吸收、消化、检验和批判，进而有所创造。徐特立认为，学校只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基础，要使人才的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广泛参与实践活动。他指出：书上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劳动实践去体验，那才能够接受和消化，才能够成为自己有血有肉的知识；需要从手脑并用的劳动中，改造事物、分析事物、综合事物，才能得出关于事物的一些新知识；旧的理论与新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新的理论。他寄厚望于年轻的一代：我们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现在的青年一代，更要着重从生产建设的实践中发现关于生产建设的许多新办法新道理。可以说，积极地参与革命和建设实践，是创新的根本途径。反过来，学校教育如果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斗争，脱离了各种条件，这种脱离了社会斗争和群众的教育，不但不能改造人，反而会使人畸形发展，变为奴隶。这些思想，应该说，至今为止依然有用。

五要达到实施创造教育的目的。概括地说，目的有三：一是培养国民，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徐特立指出，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随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完全是剥削阶级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巩固他们的统治服务的“愚民”“顺民”，其实质是一种奴隶主义的教育，扼杀了民族的创造精神。然而，新中国新社会的教育完全不同，我们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而不是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我们的教育就是消灭奴隶制，消灭奴隶教育，我们不做奴隶，也不奴隶人；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因为现在的教育是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我们为着完成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任务而教育后代。这种教育必然是强调创造性的。二是培养有个性、能独立思考的人，能自动研究、自动工作的人。徐特立力主教育中要实行“学生本位”，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反对学习中的“蛔虫”“绦虫”“字纸篓”。他指出：要养成独立性，发展个性；限制个性的发展与奔放，就不会有所创造，不能发挥每个人的天才；教学不是单纯地给予已有的知识，而应该形成学生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强调：不能完全求中和而消灭个性，有些片面的地方不妨碍大处，不要纠偏，不要用一个模子塑造人，千篇一律就没有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培养出自动研究、自动工作的人，养成他自动的能力与习惯。凡是可以帮助他“开步走”的知识方法技术，都可以教给他，其余要教他自己去求教。他批评那些“学得多懂得少、不加以批判地吸收的人是‘字纸篓’”，“所谓书生即学而不知，乃是无用之别名，儒家之流”。他明确表示：我一生不喜欢用奴才。三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和积极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在延安时期，他针对有些同志否定学校教育或夸大学校教育的两种偏向，指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1948年，徐老提出：我觉得应当培养敢于发挥其个性，有头脑辨别是非，有主张，有试验，有创造，有行动的青年。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58年，徐老在解释这个方针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只会接受书本子上的现成知识还不够，还需要能够发现新知识。培养具有积极的新社会的建设者是创造教育的最终归宿。只有培养出“积极的新社会的建设者”，才能满足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生动活泼，敢作敢为，才能产生和创造出各种人才来，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如果是培养了一些阿斗，甚至一些奴隶，那创造性的新社会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的。

因此，徐特立一生的教育理论成果，最根本的源泉正是他长期的革命、建设以及教育实践。他在创办教育时，坚持“改革旧教育，创办新教育”的宗旨，强调“一切服从斗争需要”、“一切为了抗战建国”、一切为了培养“积极的新社会的建设者”。他的教育实践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为革命办教育，用革命精神办教育，用革命的方法办教育。他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把教育的发展和建设与革命斗争和建设结合起来，发展教育、改革教育、创造教育，从而使教育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

【注释】

[1]湖南省中师教育研究会编：《中外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2]彭世华等：《当今圣人徐特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3]梁堂华：《圣人风范徐特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216页。

[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8]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203页。

[9]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简讯》2009年第1期，第14页。(www.xing528.com)

[10]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1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1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1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1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1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1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1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20]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2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2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2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2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26]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09页。

[2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2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2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