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师德楷模：正确学习方法、态度，总结经验

徐特立一生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关于如何学习，徐特立提出了以下几点：一是学习要有目的。二是学习要有正确的方法态度。三是要持之以恒。四是要做到“三到”：起首要眼到，次之为心到，再次为手到。这就是“接触→分析→创造”；向别人学要有一个过程；学别人的东西也有一个过程：（一）吸收；（二）使用；（三）批判；（四）发展。这些思想、方法，是徐特立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和开展教育活动的经验总结。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是实践性和时代性。徐特立一生留下100多万字的教育论述，坚称自己是一个教育的实际工作者。从徐特立的教育实践来看，他有着历史上其他教育家难以比拟的、丰富的教育经历和实践经验，这为他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扎实、深厚的实践基础。他说：“我的言论的内容和材料，是革命的环境给予我的。同时我的分析方法也是革命的环境给我的。我自己是本来无一物，虽然不免有些过去的成见，但因环境不允许也大部分粉碎了。”^[21]“我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22]可见，徐特立教育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是在实践中升华的。同时，徐特立教育思想在实践基础上又紧跟时代潮流，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23]“教育学说与其他学说一样受着历史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限制，所以它具有严格的时代性。所谓教育家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24]这一点，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

二是民族性和大众性。徐特立从18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直至去世，长达73年，无论早年抱持“教育救国”理想还是入党后坚持为革命办教育，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幸福。他始终坚持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解放、民族的振兴，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不仅如此，对于徐特立而言，着眼于教育的民族性、强调教育的民族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切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技术技能、教育经验等只有实现“民族化”、具有“民族性”，才能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发挥其作用。他认为：“科学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但如果不民族化，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就会变成‘为科学而科学’，就可能‘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25]同时，徐特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农劳苦大众及其子女作为教育对象，并从实际出发，加以实践的新纪元。面对腐朽黑暗的旧中国，面对贫困落后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面对获得解放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徐特立认为必须发展平民的、大众的教育，依靠广大民众来改变社会现实。他说：“我们的基本学生是劳动大众自己和劳动大众的子弟”，“我们的科学与资产阶级不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而应该被大众把握着，或者科学能通过大众自觉地接受而把握着大众”。^[26]因而，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精髓就是教育的大众化，也正因为其具有大众性，故社会基础最广泛、最扎实、最雄厚，在群众中最受欢迎和最容易被接受，也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效。

三是发展性和开放性。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转型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发生着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教育的思想、目的、体制、方法、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身处其境的徐特立，受着时代变迁的影响，一贯强调创造、突出发展。他说：“知有创造知，有接受知，就知的来源说是创造知，就发展社会说，必须接受旧知，才能创造新知。”“从前的教育，不能用在今天，今天的不能用在昨天。”“我们的教育应该强调创造性、革命性。”^[27]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思想，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潮流和步伐，始终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而激烈的社会变化而发展，不断服务和推动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是新文字的积极推广者，首创教育、科研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主持编审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小学教材。他的教育思想紧跟时代而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同时，徐特立从不固执己见，也毫无门户之见。在延安时，徐特立曾指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无疑是实用主义的，但它仍有其合理的内核，并对杜威、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做出公允的评价。他经常强调：我们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学习研究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作为我们文化教育建设的借鉴。他一直重视对外国先进教育经验的学习，早年为了发展湖南小学教育，曾东渡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中年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理念，赴欧洲勤工俭学，并考察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教育；入党后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他将这一学习方针与方法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其次要学习苏联，必须有方法有目的地学习苏联……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再次，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而且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28]这些丰富多彩的教育阅历，使他的教育思想凸显出明显的开放性。

【注释】

[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351页。

[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4]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214页。

[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9]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10]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1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页。

[12]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www.xing528.com)

[1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1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

[15]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16]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1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18]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1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0]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2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23]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24]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二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25]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26]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页。

[27]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28]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9—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