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的一生也是边教边学的一生。他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要边做边学，做到老学到老。我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我的一点知识都是从半工半读、边教边学中得来的”。[3]通过这种“半工半读、边教边学”，徐特立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最终达到知识广博、什么课都能教的程度。据记载，1906年春，他受聘来长沙周氏女塾任教。“他在女塾任国文教员；由于教师不够，他还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他知识渊博，教学又极认真负责，深受学生欢迎，有的学校慕名而来请他兼课。因此，他还先后在修业、明德、长郡等学校任教。”[4]
在学校里遇到别的教员缺课时，徐特立生怕耽误了学生的学习光阴，马上赶去亲自代教。他不但能教语文、数学、地理，还能教物理、化学、历史。当时，长沙一家报纸曾刊载这么一条新闻：“某校校长，年老博学，无论什么教员缺课他都去代。他什么课都能教，只有音乐不行，因为牙齿缺了，唱起歌来关不住风。”文中说的这位校长就是徐老。
徐特立之所以知识广博，达到什么课都能教的程度，这主要与他科学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有关。从徐特立科学的学习态度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打破关门主义，反对骄傲自满，放下姿态去虚心学习。他说：“打破学术上的关门主义”，“虚心学习朋友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态度”[5]，认为“反对骄傲自满的作风，是学习的第一等任务”。“孔子是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最有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的学派是儒家，他却向道家老子学礼。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学者，他却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先生朋友以及当时的一切书籍，当时的社会思想，都要比他们所要求的要落后，比他们所认识的要粗浅。但是，他们虽然严格地加以批评，加以革命，然而从来不存在鄙视和唾弃的态度，而是加以细心分析，尊重他们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尊重过去和同时代的一切著述。”“应该知道，无论是医药卜筮之书，宗教经典和劝世文，虽然没有科学意义，却有历史意义，何况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虽然他们的学说不免有唯心主义、机械论及其他反动的成分，但还有许多可贵的东西，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我们需要特别尊重他们。”“我们需要虚心学习和深刻地研究”，“真能这样学习，就无论读何种书籍，就会发现自己从来所未见的东西”。他列举了宋朝的苏轼，他经常读已经读过的旧书，曾有两句写读书经验的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边做边学，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徐特立认为，理论是由经验升华的，又是指导实践的，学习理论是为了实践。他说：“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业务学习，即有的放矢。”[6]“我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我的一点知识都是从半工半读、边教边学中得来的。”[7]徐特立对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非常重视，指出：“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但是，“对于外国文化，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运动的借鉴（有计划地翻译苏联及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及课本等，以做参考）。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又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它”[8]。(www.xing528.com)
从徐特立正确的学习方法来看，主要是三点：一是学习要有时代性，要抓住基本的知识。为此，他很早就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的，紧紧围绕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终身恪守的教师职业而学习，并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等古代书籍以及当时从国外传进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掌握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又到莫斯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强调学习要抓住基本知识，不能好高骛远，因为基本知识是往后继续学习提高的一块坚实的奠基石。二是学习要有目的、方法和立场以及长期的计划。徐特立认为，所谓方法和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将学习的内容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予以批判继承，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观点，进行由博返约的学习，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学习材料，否则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三是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要抓住要领，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和实践的精神。徐特立说：“绩学之士，读书必有劄记，以记所得著所题。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题则启他日读书参延之途矣。”他的名言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并在自己读过的书上作了50多万字的读书眉批。徐特立指出，学习关键在于一个“变”字，“变”就是批判地接收，不变就是搬，便是教条主义，强调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著述，都要把它当历史来看，并加以批判地重新审查，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学习进步。
从徐特立的知识来看，他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都很渊博。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造诣当以教育科学最为耀眼，是一个建树非凡的教育学者。当然，徐特立远不止是教育学者，他还兼顾了其他诸多方面。例如，研究中国语言学，对其中的文字学方面最权威著作——许慎的《说文解字》的研究，非一般文字学家能够相比；他和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探讨汉语语法和修辞；与历史学界泰斗翦伯赞、陈述深入研讨《辽史补注》《金史氏族表初稿》，提出了相当深刻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一道，领导一批史学工作者及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及其资料的编纂工作，并亲自主编卷帙浩繁的《中国通史资料选编》。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徐特立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另外，他钻研《米丘林学说》，曾按照米丘林的学说亲自做过成功的试验，等等。众多的自然科学家认为徐特立是一位了不起的自然科学学者。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被中国地理学会尊奉为名誉会长。董纯才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自然科学科普学家和科普理论家，他对徐特立的评价是：“徐老的知识非常渊博，既是教育家，又是自然科学家。”[9]“他对教育科学、历史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我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夏光韦说：当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老教育家徐特立任院长，我是院里的青年教师，有机会亲聆他的教诲……有时讲社会科学，有时讲自然科学，大家鸦雀无声地听着。他讲话的特点，不是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依据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评议表达出来，还常常举些很有趣的例子，使大家印象很深，很受启发。他的话常常一针见血，画龙点睛，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讲话”[10]。由此可以看出，徐特立对自然科学知识烂熟于心，所以讲起自然科学理论来便能够左右逢源，举例子也能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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