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徐特立和林伯渠回湖南考察时发现，部分知识青年不安心在农村工作，特别是不安心在边远地区工作。回到北京后，他在答记者问时，着重指出：“在农村和边疆，需要科学技术的改进，群众团体和党政机关普遍地需要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在农村和边疆有广泛的活动场所。中学和小学是普及教育，并非专门人才，应该服从党政以及群众组织的派遣，服从工作的需要，去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忠心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在答问中，还强调党政机关，要特别关心和支持分配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工作的知识青年，为他们创造贡献自己才干的条件。
1957年的新年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请徐特立谈谈什么是幸福。他联系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指出：“有出息的青年人都要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去打先锋，到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要做到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数十年来为革命而牺牲的干部和群众多得无法计算，光死在敌人牢狱里的革命志士就不知道有多少万。他们流血牺牲为我们创造了幸福，我们青年为社会主义多出些力，经历些艰苦，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一个人如果只图享受，不愿吃苦，不肯贡献，是永远不会有幸福、有愉快的。”[9]
1958年，《中国青年》杂志社请徐特立谈勤工俭学，他撰写了《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的文章，谆谆告诫青少年：“现在我们的青年再不必去为国家存亡担忧，也没有生活的逼迫，客观环境很好，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可能因此使我们的青年变成‘大小姐’‘大少爷’，所以我们提倡勤工俭学，可以锻炼青年，为青年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勤俭两字是永远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在教育制度上有了勤俭，也可以使教育事业大大前进。最后我送给青年两句话：‘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10]
1963年6月，徐特立在《新湖南报》上发表文章《让革命的红旗世代相传》，写道：“今天我们的青年人，心灵上再没有旧社会留下的创伤了。但是我们应该帮助青年人了解过去。他们一旦了解过去的痛苦，就会懂得今天我们对工作挑三挑四是多么不对！毕业分配到边疆不愿去，艰难的地方不愿去，是多么不应该！”[11]“青年一代……还应该了解历史赋予自己的任务，了解自己肩上的责任。”[12]“老一辈的革命者，在战争年代，为什么能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什么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都能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脑子里装了天下的劳苦大众，个人主义就没有位置了。”[13]他认为，“前一代是为后一代打基础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青年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搞得更好一点。我们继承遗产，应该加一点东西进去，社会才能发展。弄了半天，和以前一样，这就是落后。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时代超过了就要赶上去。社会在发展，我们必须是一代超过一代，后来不居上就是落后，不光是后退才是落后。落伍的兵是可耻的，一落伍就会孤立。”因此，“青年人应该多想一想我为人民做了什么，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而不应该想个人名利地位，要讲贡献，不讲享受”[14]。“青年不仅要下决心继承好前人的事业，还要下决心超过老一代人——后来居上”[15]。
除了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外，徐特立还通过回复学校或个人的来信，或用简明、扼要、隽永、深邃的话语题词，表达自己的殷切期望。
1958年10月，徐特立为广西大学题词：“手脑并用，又红又专。”
1959年12月8日，徐特立写信给青少年朋友们，说：“我每次看到你们热情的来信，都似乎亲切地看到你们像花朵，像春芽，生气勃勃，天真可爱地活跃在我的周围。……你们的条件胜过我们，贡献也该多，应该一代胜过一代。重说一遍：你们应当比前一代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负更大的责任，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兴旺。”[16]
1962年7月，徐特立收到了祖国大西北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子女学校孩子们的一封信，信中孩子们向徐老讲述学校组织开展“向徐特立老爷爷学习”的活动，以及自己的进步。徐特立很快就寄去了回信：“了解到你们的老师对你们认真地培养和你们自己努力用功，因此进步快、成绩好。我看了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在这样好的基础上，养成尊师好学、不怕困难、不占便宜、不说假话的老实作风。”[17]
1962年12月20日，徐特立应《北京晚报》记者丁浪之请，写了如下的题词：“青年人任重道远，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留下来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
徐特立曾3次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1950年11月6日，应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当年他任教第一师范时的学生周世钊之约，他题写“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希望以此作为该校的校风，并写了一封长信加以解释：“‘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特立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时至今日，徐老的这幅题词，仍高悬在湖南第一师范校内，成为全院师生工作与学习的准绳。此后，徐老分别于1966年、1967年，先后为学校题词“突出政治，又红又专”“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63年5月17日，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长沙师范学院前身）建校50周年时，徐特立特题词两幅，一幅是：“认真搞好幼儿教育是共产主义事业中最光荣的任务”；另一幅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雷锋事迹做榜样，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奋斗”。徐特立还给学校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校庆五十周年筹委会：五月七日来信已收到。欣闻你校订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嘱我为你们的校庆题字写文章。在社会主义制度鼓舞下，我虽已八十七岁，精神身体倒还健康；但记忆衰退，写文章很难得体。为了不负你们热情来信和尊重你们的事业，特地写了这份回信，以表祝贺。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幼儿本性是很纯洁的，而他们的习惯好坏是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环境逐渐模仿形成的。昔日“孟母择邻”就是给孩子选择好的邻居做榜样。幼儿教育是教好后一代的基础的基础，它关系到进入青少年时期德育、智育、体育的健康发展。所以说幼儿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非常细致耐心的工作；也是一项极其光荣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是要求搞幼儿教育工作的同志自身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热爱自己的专业，专心致志，钻研业务，对培养幼儿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我对幼儿工作不在行，没有什么新见解。不当之处请指正。最后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以雷锋事迹做榜样，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奋斗！此复，并祝全校的同志们身体健康！[18]
1963年12月，徐特立为五美学校建校50周年题写校名并题词：“勤俭办校，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为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奋斗。”不久，徐特立再次为五美学校题词：“大家努力教育后一代，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继承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8年6月22日，徐特立在回复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历史专修科二年级四班全体学生的信中提出，希望青年人“大胆地发挥创造性和坚持性，做一个红透专深的教育工作者”[19]。
1958年2月11日，徐特立嘱咐秘书徐乾给上海第六师范学校师生复函，自己则亲自用毛笔为学校题写校名“上海市第六师范学校”。在题词纸的右边和下面，徐特立还特地用铅笔写了说明。右边是：“制版或制证章，可以随意缩小或放大。”下面写的是：“我老眼已花，不能写小字，只能写如此大小。”3月，徐特立亲笔题写的校名正式挂牌。1963年上海六师迁北，学校再一次请徐特立题词，不久收到徐特立第二次为“上海市第六师范学校”亲笔题写的校名。[20]
1962年12月4日，徐特立函复湖南第一师范李济源老师及170班全体学生，在信中勉励师生：“很好的总结几个基本经验并在这基础上继续巩固提高，取得更大的进步。”[21]
1963年7月3日的《新清华》报刊登了徐特立写给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毕业生的一封长信。徐老在信中说：有的青年甚至把艰苦奋斗当作历史上的一个名词来理解，忽视了它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这是错误的。虽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会碰些钉子，受一些挫折，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碰了钉子才会老练起来，受了些挫折才会坚强起来。[22]
总之，徐特立的心始终牵挂着新中国的亿万青少年，无论视察学校、接见青年学生，或是撰文、题词、写信，他始终表达着自己对祖国未来的希望。1966年，徐特立最后一次回湖南时，特地在长沙师范、湖南第一师范、五美中学等学校种下了蜜橘、白玉兰等树，表达他的殷切期望，希望青年学生健康、茁壮成长。
1937年1月毛泽东祝徐特立六十寿辰的贺信
【注释】
[1]叶剑英等：《十老诗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www.xing528.com)
[3]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533页。
[4]章桂佛：《一位老教师眼里的徐特立》，2011年1月18日《中国教育报》。
[5]黄小珩：《徐特立与宁乡师范》，《徐特立研究》1997年第2期。
[6]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351页。
[7]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又名敦元，别号东园。湖南宁乡人。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历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民盟主任委员。
[8]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452页。
[9]武衡、谈天民、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10]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7页。
[11]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9页。
[12]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0页。
[13]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1页。
[14]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2页。
[15]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3页。
[16]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2页。
[17]谷斯涌：《革命老爷爷徐特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版，第94页。
[18]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页。
[19]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20]徐禹强、徐文浩主编：《万世师表徐特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953—954页。
[21]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
[22]武衡、谈天明、戴永增主编：《徐特立文存》（第五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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