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在苏区的工作，重点是扫除文盲。
董纯才[2]在《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中回忆：“毛主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徐老多次告诉我，还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曾向他指出扫除文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苏区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3]
徐特立一进入苏区，就发现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基本上都是文盲，甚至有些县级领导都不识字。正如列宁讲的一句名言：在文盲众多的国度里，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和徐特立负主要责任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三令五申：必须提高干部和群众对文化教育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把文化教育工作切实地开展起来。徐特立签发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目前的教育任务》，要求竭尽全力发展苏区教育。
据1934年1月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不完全统计，苏区的列宁小学已经发展到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32389个，学员155371人；俱乐部1656个，学习活动分子49668人。[4]许多地方的学龄儿童多数都进了列宁小学。以当时的苏区模范县——兴国为例，到红军长征时已办有300所初级小学，教师达800多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全县文盲已由过去的90%减到20%以内。[5]毛泽东满怀兴奋地说：苏维埃区域“已经加速地进行着革命的文化建设了”[6]。(www.xing528.com)
徐特立指出：“要普及教育，我们打游击战经常离开，教会了群众，他们自己才能建立党政武装的组织。少数人教也没有力量，要群众一齐来教。外国记者来，到处接触群众，得的印象好是受到群众教育。”[7]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之后，毛泽东曾委托徐特立草拟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解决文化教育工作与武装斗争、苏区建设相矛盾的问题，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8]这样一套扫盲教育方法。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并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
徐特立在编写识字课本时，往往采用人们所熟悉的如“男女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等词句为内容，有意识地把识字和经济、政治、生活、社会等现象结合起来，让群众根据自己已知的去感知未知的，逐步地认识和掌握文字。因此，扫盲教育成效显著，文字水平提高也较快。列宁师范的学生，有的是从县区农民中招收来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还有文盲，要从新文字教起，先行扫盲，这样给教学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徐特立都坦然面对，而且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没有任何的畏难情绪。在科学有效的扫盲教育方案的指导下，所有苏区人民不是先生就是学生，真正在苏区开展了一场教育战线上的人民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战果辉煌，无论敌人怎么“围剿”，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抹杀不掉，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钦佩。1934年10月26日，国民党部队占领宁都后，发表了一份《宁都社会调查》，其中写道：“宁都成为苏区之前，全县设有中学1所，小学15所。建立苏区后，全县83乡共设列宁小学184所、夜校368所、俱乐部114个、识字班5861个。每家悬挂一个识字牌，派一识字者担任教授。各通衢街口，亦悬有识字牌。其余如文化展览室、书报所、夜校、消灭文盲协会等。虽然立场不同，但是苏区的这种办学精神足资效仿。”[9]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进入苏区后惊呼：这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是“共匪”。这足以证明在苏区紧密结合政治思想开展教育工作已经遍及每一个山村角落，深入到每一个百姓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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