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他以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身份，创办列宁师范学校，既当校长，又任教员，既管行政工作，又编写教材，连摇铃、扫地、办伙食等杂务也做。
——习仲勋
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埃德加·斯诺
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
——徐特立
1930年12月，53岁的徐特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中央红军的驻地江西宁都小布，虽疲惫至极却十分愉快，因为这一天是他回到革命大本营怀抱的一天，也是苏区军民获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高唱凯歌的一天。毛泽东1931年春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表达了取得这次胜利后的满腔豪情：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www.xing528.com)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1]
来到根据地，这里的一切都是徐特立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开始时，他参加了红军前委和总部在宁都黄陂背后的三堂村驻地举办的部队骨干训练班。徐特立每天都和部队一起作息，一起行动，随时随地向红军指战员们熟悉军队常规，了解军事知识，学习游击战的战争艺术。训练班还开设文化课，徐特立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文化教员，以后到边区还编写出《文化课本》。这就是当年红军学校的一个特色，连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也如此，很多人既当老师，又是学生，有时还是学习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徐特立一到苏区，就主动做了两项工作，即宣传工作和教育管理俘虏。苏区由于文化落后，过去广大军民文化精神生活十分贫乏。为了活跃地方和部队的文化生活，徐特立支持、指导和亲自动手，帮助部队和地方建立俱乐部，其经常性的活动就是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以及上文化课和政治课，不久，苏区的社会面貌逐步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徐特立觉得自己对苏维埃的贡献还不够，他希望为革命做更多、更具体的工作。于是，毛泽东和朱德要他去教育管理俘虏，并且交代他要做好这项工作，先要从了解俘虏的情况入手。徐特立不愧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为教育管理好俘虏，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强调政治原则，个别谈话，设身处地地去亲近俘虏，尊重俘虏并虚心听取其意见，改革管理机制等，因而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由于红军对俘虏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好，俘虏大都愿意留下来加入到革命队伍的行列，成为工农红军部队补员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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