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3日，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初设七部一局，徐特立担任教育部部长，全面领导陕北苏区的教育。11月17日，徐特立到达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甘泉县阎家沟村列宁小学，开始了新的使命。
为了尽快发展陕北教育，徐特立着手对陕北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调查。他很快发现，陕北地区相对于江西苏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显得更为落后。在这里，他的工作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一是观念落后。陕北的老百姓普遍不重视教育。父母亲对子女既不知道怎么“养”，更不知道怎么“教”，更要命的是不重视“教”。在那里，男孩子大多不上学，很小就在家里照看弟弟妹妹，或者帮着大人去放牧牛羊，或者下地干活。至于女孩子，因为封建落后思想作怪，父母更是不会让她们去上学的。因此，陕北“失学的儿童特别多”。百姓不重视教育的另一个后果是，教师根本不受重视和尊重，“小学教师不为农村所尊重”。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边区政府积极发动百姓将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可是，不少父母亲竟然担心儿子读书识字后会成为“公家人”，使家庭减少一个劳动力，因而不愿意。二是文化设施奇缺。这是一片地广人稀的土地，村与村之间相距常在十里、二十里，学校非常少，儿童上学很不方便。这里没有印刷厂，一切书籍文件，都要靠油印和石印。甚至，这里也非常缺少纸张，用纸要依靠自己制造。“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甚至印刷人不得不从煤烟中自制墨水，徐特立不得不自己发明用灰做的粉笔。”[5]三是文盲率奇高。由于以上原因，加上累代相传，导致陕北边区几乎文盲遍地，“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一”，“知识分子严重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不仅普通百姓多数不识字，就连乡村苏维埃干部，一般也都不识字，妇女识字的更少。当时全苏区共辖23个县，将近200万人口，具有初级、高级小学文化的人仅120个。其中，盐池县每100人中只有1人识字，华池县则平均每200人中才有1人识字。边区实行选举时，由于大多数人都不会写选票，只好采用投豆子的办法来进行选举：“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针对边区文盲众多的状况，徐特立指出：“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国家，群众文化落后，没有科普知识很难建设社会主义，扫盲是第一步的，为将来准备条件。”[6]为此，他积极指导开展群众扫盲运动。
为了尽快推动扫盲工作，徐特立在边区积极推广新文字（拉丁字母拼音），成为新文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说：“我万分相信，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最好工具。”“1936年冬，在保安我开始用新文字教育残废军人和小学教员，并用新文字办学校，这样，新文字运动就在各处发展起来。”[7]
在徐特立的倡议下，1936年7月，志丹县办起了夜校，开始了运用新文字扫盲的实验工作。(www.xing528.com)
在办扫盲夜校经验的基础上，这年冬，徐特立招收了一批不识字的红军中的青年男女战士和地方的青年积极分子，创办了扫盲师范，亲自担任校长。扫盲师范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办起来的，没有课桌，徐特立就带领学员到河边搬回石板，支撑起来当课桌；没有教材和教师，他就用新文字自编自教。经过徐特立的精心培养，入校学习的学员在两三个月后，便学会了新文字。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开展扫盲工作，新文字运动在边区迅速开展起来。此后，边区党委机关和部队的“救亡室”和“文化室”都开始举办新文字学习班。例如，在绥德分区，新文字工作组的同志负责教三四个机关的新文字，400多个讲习班学员在工作组同志的帮助下大多数人也学会了新文字。在安定县，举办了新文字展览会，进行了新文字的化装宣传，召开了新文字座谈会，出版了新文字街头墙报。[8]
为纪念鲁迅，1937年3月，在徐特立倡议和主持下，扫盲师范更名为鲁迅师范。学校非常重视新文字教育，不仅扩大原来的扫盲班，还招收了红军中一部分不识字的连排级干部、勤杂人员、红军家属及四方面军中在川陕苏区做过基层工作的干部和医护人员，先教新文字，再用新文字学汉字、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鲁迅师范扩大招生后，入学学生的文化程度有了提高，但新文字仍列为必修课。学生中还组织有拉丁化先锋队，每星期六晚上派队员在演说会上宣传新文字，每星期日到小学校里教小学生学新文字，每两星期在校内出一次新文字墙报。鲁迅师范在实施新文字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8年7月，山东解放区召开教育会议，徐特立给会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根据自己在陕甘宁边区用新文字扫盲所取得的经验，恳切地提出：用新文字扫盲是一条捷径，我们应该采用；运用新文字可帮助学生学习汉字，并有利于学习外文。[9]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都把徐特立称为推行新文字最热心的人。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着徐老自信满满的话：“我们所有拉丁化字母，在三个月内，教会一个人读书、写字。能在二年之内使他精通，他所因而阅读报纸和普通的社会政治谈物。用旧字来获得这同样的结局，至少在教室里读书十年。”亲眼看着这位年过六旬的老教育家徐特立精神奕奕、不知疲倦地推广着新文字，尼姆·威尔斯忍不住发出热情的赞叹：“（徐特立）在西北那些荒芜孤独的村庄里，为普及教育而勇敢地战斗着。他是推动语言拉丁化的热心分子。”[10]是“中国教育从文言进步到新文化的一个活的记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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