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思想的重要性与税收问题的关联

当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任买办之职，自己经营商业、航运等企业的时候，也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之时。作为一个拥有爱国之心、民族之义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不仅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侵占中国疆土的恶劣行径，而且从自己经营商务的实践经济中认识到，影响、阻碍他进一步发展资本的，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他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依赖生存的一面，但对外国侵华势力、外国商人的“喧宾夺主”深为不满，为保证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维护自己商业的既得利益和今后资本的发展，郑观应一生都在努力积极地寻找对付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则学商于外，继则与外人商战”，即开始向外国人学习经商之道，随即与外国人开始进行商战来保证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利益。他不仅在经济上要与外国人进行商战，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思想方面，也在寻找抵御侵略和救国救时之良药。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救时揭要》和《易言》各书中。

《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种，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它多数是在1895年以后维新运动高潮中，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而刊印的，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这本书刊印之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几次把此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散发给大臣们阅读。郑观应自己也曾排印500部，很快被索求一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盛世危言》之所以出现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是与它“富国救国”的主题分不开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广大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由于强敌压境，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保卫疆土、御外防侮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郑观应适应形势的要求，把御外防侮放到了首要位置，说“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它不仅与清朝顽固派“先安内而后攘外”、“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论调大相径庭，也比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治中驭外”思想先进得多。他认为凡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部应予防御，但重点应该防俄，并提出了在自强的基础上联英、日以拒俄的策略。之所以要以拒俄作为战略重点，是因为沙俄世代执行波得大帝的征服亚洲的政策，所以对中国来说，沙俄是最危险的防御对象。

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在重视兵战的同时，更注重商战，甚至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之胜，重在防御，而有效的防御在于强兵。他从来不孤立地谈强兵，而是把强兵同社会政治、教育制度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这样，兵才能真正强，才能达到不通过战争而消灭战争的目的。郑观应把强兵概括为“人”和“器”两个要素，而“人”的培养在于教育，“器”的关键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生产自己军队所需的新式武器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所以要达到真正的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自强的基点就应该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即放在“商战”上。

所谓商战，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争。商战要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洋商平等的条件下，制造出成本低廉的产品。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使用先进的机器技术是关键。关于机器的来源，郑观应主张购买与自造并举，但应自造为主。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不会制造机器，往往要价极高，而且经常以用过的旧机器卖给中国，中国经常吃亏上当，遭受欺骗。因此，只有真正解决了自造机器这个难题，发展民族工商业才有前途。这种发展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的见解，在当时是不多见，是先进的。

他凭着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深知要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仍能保持低廉的价格，还须降低生产管理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一切费用，对此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第一、按照商人的要求办企业。郑观应在原则上是反对“官督商办”的，但为了避免地主豪绅的阻挠和吏役的　索，如能取得官方的保护，也同意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然而，清政府搞的“官督”，不但没有帮助商人，而且是阻挠了正常的商业活动，使企业俨如官僚衙门。针对“官办”的种种弊病，从而提出完全商办的观点。从原料购买到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销售市场，都尽可能地减少费用和加快资本周转，以便获得更多的赢利。他说商人经营较官办优点多，因为商人视企业为身家性命、生存竞争的依靠，自然比官僚努力用心，因此在选举商董和管理方面，也应采取民主办法，由选举而产生。商董选出以后，组成管理机关，定期召开商务会议研究业务，共同决定。政府再依靠商人的原则给予支持，这样上下通气，官商配合，中国商务不会没有发迹展图之日。

第二、在流通领域中，除降低流通费用外，郑观应对于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进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也很重视。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没有便于携带和交换的铸造主币、辅币、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铸币”是关键的一步。银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旧式的钱庄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建立银行，不但能代替企业筹措资金，促进资本流通，而且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牵制国内近代企业。他这种把创办银行放到商战的重要地位上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符合商业规律和社会进步发展的。

第三、在税收上平等。多年的商业活动使郑观应逐步认识到华洋货物在税收上的不平等对商战胜败有极大影响。外国商品只纳关税和子口半税即可“遍运天下”，而中国商品却要在纳税之后，遇卡抽厘（厘金），这致使中国商品成本大大高于外国商品，难以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相竞争。为了加强民族工商业产品的竞争能力，提出了“裁撤厘金，倍增关税”的主张，使华洋商品具有同样的税收。其次是必须收回海关权。在海关担任重要职务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处处保护洋商，刁难华商。所有这些都使近代企业无处不受制于清政府的官僚腐败、税收的不平等、外国商人的竞争压迫、海关的歧视偏袒，这样恶劣的商业生存环境，刚刚诞生的近代工商业如何能生存下来呢？(www.xing528.com)

商战的胜利，在华洋双方税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科学技术人才的水平的提高。因此，郑观应总是把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方法。

首光是学习西学。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所谓“天学”，是指天文、天体、气象等学科；“地学”是指地理、地质、矿产、农业、林业等学科；“人学”是“以方言文字（外国语）为纲”，“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这种分类法，已经改变了过去一般西学论者专注于科学技术的狭隘看法。但他所主张应学习和列入考试科目的具体内容，除了各国史地、政事、律例之外并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内容，至于西方哲学则完全没有提到。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特别重视兴办企业和对外贸易。书中在讨论考试出题时，专门谈到铁路、轮船、矿务、邮政，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等。为了广泛地推行西学，使大家都便于学习，郑观应非常强调精通外文，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原因就是文字不通。他切身体会到看翻译书和直接看原版书是大不相同的，一是翻译书往往有词不达意，似是而非的现象；二是翻译过来的书极少，远远满足不了学习西学的要求。所以仅看译书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学。以一鳞半爪的知识如何能与外国人相抗衡呢？

郑观应虽强调学习西学，但反对鄙薄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既要打破积习使人们重视西文西学，还必须保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特性，设立新式的培养人才的学校和废除八股科举取士的制度，加速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他不仅提倡，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做。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深感技术人才不足，在铁厂建立了一座结合机器生产的大学堂。在这个学堂里，采用了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的方式。边学边练，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于将来达到逐步代替洋人的目的，这样，把人才培养和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并和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联系起来了。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平等税收，培养新式人才固然很重要，但要实现这些主张，必须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就是他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郑观应心中就是有一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与之相适的一系列内政改革。开设议院实行立宪，是郑观应的一贯主张。早在《易言》中他就说过，实行议政制能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脱离半殖民地的惨状。在甲午战争以前像郑观应这样激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议院制的，还没有第二个人。为了保证议院制的实施，他在内政其他方面也有建议，如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报、盐务、漕务、治河，乃至救灾救贫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论述。

在君主立宪条件下的议院制，是君民共治的一种体制，它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使君民之间得以沟通。要真正做到民情能达于上，必须广办报纸。有了报纸，工商之衰旺，官员之过失，民间之隐患，君主之意图都能直言不讳，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起到“劝善惩恶，兴利除弊”的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只允许外国人办报纸，而禁止中国人办报很不公道，这样只能是扩大和加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富国强民背道而驰。

郑观应还对清政府用保举之法选拔官吏以猛烈抨击。用这种方法不仅助长了贿赂徇私，而且难得才德兼备之才，如此，吏治怎么会不坏呢，所以官吏和议官必须公开选举。同时，为了保证实行议院制度，搞好内治与吏治，还必须做到年老让贤和裁汰冗员，做到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节省经费，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大有好处的。

郑观应对侵略者的认识也有了不少的进步。《易言》开头第一篇就是《论公法》，犹把公法的作用说成各国借以互相维系、规劝、制约的法律。他天真地认为，公法一出，各国都不敢肆意妄行。后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烟台条约开始的一系列新的侵略，郑观应开始认识到公法不像他原先所想的有用。因而到著《盛世危言》时，他在书中愤慨地诘问：为什么中国已经采用了公法，还是要被西方国家欺凌？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待中国并不照公法办事？于是他改变了对公法的看法开始怀疑侵略者以老师自居的骗局，认识到公法只是对“强者”（侵略者）有用，若是中国仍旧“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于事无补。

《盛世危言》在变法运动时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因为这部书不是单纯地介绍西方，而是针对中国实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他主张不但要注意“兵战”而且要注意“商战”，并且指出外国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是同样的甚至有更大的危险。他对侵略者的罪行和统治者的腐朽都有不少的揭发，并且激发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从这部书本身，虽然不可能得到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但它在人们寻找真理的途径上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变法运动时期，维新派较激进的思想家们从哲学和政治基本理论上提出不少进步的见解，但无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都没有写出一部讨论中国各方面实际问题的著作。和《盛世危言》性质相同的书籍，如陈炽的《庸书》等，内容和见解也都不如它，吸引力和社会效应也小。因此这部书在当时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