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鸦片税交涉及烟台条约：爱国主义篇

中英鸦片税（关税）厘（厘，税的一种）交涉是指中国要求英国提高输入中国鸦片进口关税而与英国进行的谈判。早在曾纪泽接办该项谈判之前中英已进行过多年磋商、谈判；1883年4月6日，他才正式奉命与英国商谈，至1886年7月16日，谈判告一段落，由曾纪泽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有关鸦片税厘问题，作一初步解决。

西方列强曾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抗议鸦片的输入给中国带来的无限灾难，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反对鸦片的坚决斗争，但是，清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不仅没有阻止鸦片的输入，相反鸦片在中国日益流传并合法化。《南京条约》虽没有直接提到鸦片问题，但鸦片贸易已等于弛禁。1858年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明文规定“洋药”（鸦片）税额，每箱应纳进口税银三十两；这样鸦片从此公开销售，吸食鸦片的人也日益增加，整个中国鸦片的消耗量急剧上升。由于鸦片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四川、云南、山东一带民间也种植罂粟（yīngshù）销售，一时间鸦片销售直线上升。仅英属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1865年到1868年平均每年达7．57万多箱，1881年到1884年平均每年上升为8．13万箱，从朝廷大官到平民百姓，从成年长者到不更事的小孩，吸食鸦片已非罕见，造成极恶的后果，因此，无论清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深感烟毒问题的严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如何自强？在一些禁烟派主张下，1856年清政府下令严禁各省私下种植罂粟。这一措施并未触及洋人大量输入的鸦片，无法解决鸦片带来的祸患。

当时，以中国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为首的戒烟派，力主严禁鸦片，只有禁止洋烟对华输入才是控制鸦片流毒的有效办法。清政府因此命郭嵩焘就鸦片问题与英国政府谈判。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是绝不肯放弃这种利益的，根本就不同意中国禁烟。虽然早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中，英国承认中国对于“洋药”可以税厘并征，并在同意其他条件下，英国还允许通过国际协定准许中国增税，但事后多年却以种种借口，迟迟不批准该条款。《烟台条约》虽规定进口鸦片“一并在新增开口岸交纳税厘”，但对税率和厘捐的数额，并未做明确规定。既然各口岸及内地关卡可以对鸦片税厘并征，鸦片的买卖与吸食，实际已间接地变为合法。就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妥协政策，完全彻底地禁止鸦片输入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中国的初步目标，只是在促使英国实现《烟台条约》同意对鸦片提高税额，通过提高洋药的价格，逐步达到禁绝烟毒的目的。

首先，由郭嵩焘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谈判，郭嵩焘提议，进口鸦片每箱百斤除原来规定的征税外，再征厘捐60两银。税厘合计90两，没有结果。1881年夏，军机大臣左宗棠与英驻华使臣威妥玛继续商议，李鸿章建议税厘合征每箱120两，左宗棠堂则强调鸦片贻害无穷，主张加重征收，除150两为原税外，由自己国家自办厘捐。威妥玛坚持每箱除原税外，只能加厘50两。双方意见相距甚远。李鸿章以税厘过重，势将导致漏税为由，降低税厘数额到110两，威妥玛刚开始坚持厘税总额应以90两为限，见李鸿章做出让步后，马上又提出印度鸦片要由中国全部统收，中国将入关的洋货一律加税免厘等无理条件，使谈判无法进行。

曾纪泽在此次谈判中充分展示了娴熟的谈判技巧和卓越的外交才华。他抵达英国后，并不急于和英国谈判、急于求成，而是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随时随地将鸦片的毒害作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禁烟的用意向有关人士解释。尤其是与英国禁烟会的人士经常打交道，并于1879年2次致函该会，对该会致力于扑灭鸦片毒祸，维护正义与人道的崇高原则，表示钦佩。他在禁烟会的集会上，控诉鸦片罪恶，及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恶劣影响。他还对某些英国人散布中国有3百万人食鸦片、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阐明，“吸者虽少，受毒甚深”，因此全国人民都对鸦片切齿痛恨。曾纪泽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博得了禁烟会的同情，禁烟会甚至还专门致函李鸿章盼望中国早日肃清烟毒。

在痛陈鸦片的祸害时，曾纪泽明确表示并不主张马上全部禁绝鸦片，因为这要使英国受到巨大的损失，因此主张缓禁。这样曾纪泽感情上、舆论上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为下一步顺利谈判奠定了舆论基础。

鉴于清政府一向害怕洋人找各种借口，挑起事端，进而要挟中国，曾纪泽与英国下议院（决定战和问题）议员们广泛接触交往，并确信英国的官员，只能凭口舌与中国争论、谈判，绝不可能因此而寻事挑衅，进行武力威胁。在谈判的原则上，曾纪泽主张坚定立场，百折不回，不折不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西洋各国税收制度，本是各国自主权，凡是不急需的商品，不是百姓所必不可少的物品，都是加几倍征税，英国所征税以烟酒尤其重。鸦片产生的毒害之重，中国征收重税，本是名正言顺。威妥玛自知理亏，故意拖延搪塞，然而我国确定一定税额，百折不回地坚持，他能把我们怎样呢？(www.xing528.com)

在谈判技巧上，中国征收税厘金额的底价不宜一下和盘托出，否则没有周旋余地。当时李鸿章在与威妥玛谈判时，已将每箱百两的底数告知对方，并答应将该价报本国考虑，使曾纪泽失去进一步抗争的余地。李鸿章还嘱咐曾纪泽，如果能使英国在百两银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更好，倘若英方不肯增加，这事也就可以敲定了。

曾纪泽仔细了解了中英税厘谈判多年毫无进展的缘由，认为，鸦片加税事情归英政府中印度大臣专管，而此事的决定权在印度总督，英国外交部无权决定鸦片税额，因此，英国不会诚心与中国就鸦片加税事件认真谈判，让没有决定权的英国外交部按照中国提出的数额了结此事，那是有困难的。正当曾纪泽与英国外相交涉此事时候，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正援丹麦北大电报公司的前例，要求在中国另建香港——上海间的海底电线，并在上海接线上陆。李鸿章则根据1870年奏准英商海底电线不得引线上陆的旧案，予以拒绝。曾纪泽则认为解决鸦片加税事件的时机来到了。曾纪泽认为，中国既已允许附有俄国股份的大北电报公司的电线上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要求，实为“厚俄而薄英”，让英国人抓住把柄，纠缠不休。他主张不如允许大东公司的海线在吴淞口上岸，对英表示善意，由英国外交部对印度总督施加压力，以加速中英鸦片加税免厘的谈判。李鸿章对曾纪泽的如意算盘很表怀疑，认为以利润较微的电线与利润较大的鸦片税收相抵消，无异于“四两搏千斤”，但实际上曾的打算颇见效力。鸦片税厘与电线，虽然在性质上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系，但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和坚持下，印度总督终于同意了税厘并征百两的原则。6年来，中国一直悉力要求英国承诺的最低目标，总算已通过。

曾纪泽对实现最低税厘目标，并不满意，认为还可增加。因此他建议保留征收拆箱零卖的税项权利。在他不屈不挠的坚持下，英国外交部做了让步，同意每箱税厘总额为110两。

1885年7月18日，曾纪泽与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每箱进口鸦片于交纳征税30两外，另交厘金80两；并在条约中说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之意”。但“洋药”在内地拆包零卖时，仍可比照当地商品收税，另征厘捐。

由于《续增专条》，英商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平均数额每年以7．78万箱计算，中国税收每年可增加620余万两。中国因此得以用该款的一部分，向英国购买3艘海上巡逻船，分别命名为“开办号”、“厘金号”和“专条号”，以示纪念。

曾纪泽此次中英鸦片加税免厘交涉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加重英国输入中国“洋药”的税源，以达到逐步禁通鸦片的流毒，并增加中国的收入，进而想运用间接的方式，以确定英政府对于中国烟祸蔓延的道义责任，并运用两国间的条约的明文规定，从禁止外人输入鸦片入手，以彻底解此问题。因此这次谈判仅为戒烟毒的第一步，曾纪泽以他的智慧和聪明才智达到了预期目的，完成了清廷6年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