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七章“职业倦怠与职业繁荣”，我们分析了导致职业倦怠的原因既有来自环境的外部因素，又有当事人自身的内部原因。为了进一步对职业倦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根据职业倦怠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状态，把职业倦怠划分为三种类型：（1）在职业倦怠发生前就采取措施避免职业倦怠的发生；（2）在职业倦怠正在发生之时，采取措施改变职业倦怠的状态；（3）由于无法改变职业状态，职业倦怠持续很长时间后才发生扭转和改变。
第一种类型，在职业倦怠早期或者发生前就避免这件事情的出现，例如上面提到的歌手李健的案例，李健1998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进入国家广电部，成为一名体制内的网络工程师，之后于2000年年底辞职，同卢庚戌组成乐队水木年华组合，开始职业音乐之路[12]。那么在1998年9月至2000年年底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健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在2011年许戈辉对李健的采访中，李健对当时自己的工作环境进行了如下描述[13]。
李健：我比较务实，当时想找一个解决北京户口的地方，就去了广电总局。
许戈辉：那你的工资是多少那时候？
李健：那个时候就一千多块钱。
许戈辉：但那时候一千多块钱肯定是够花了吧？
李健：也不够，所有的卡老是赤字什么的，我是一个对钱没有任何估算和考量的人，比方说我记得大学一年级我妈给我带了六千块钱，算很多了，一学期，我花两个多月就花没有了。
许戈辉：你干什么呀？
李健：发现吃得比较好，样还多，天天什么东西吃得特好，又喝酸奶，吃鸡腿，就迅速发胖，没到几个月就花完了，我是一个在经济上没有太多计划的人。后来工资倒挺高的，都已经好像四千多块钱了，在1999年，2000年，但还是不满足，内心上得不到满足，比方说我做的工作是没有成就感的，你明白吧，它不是研发机构，然后你是社会最底层，一个小小的科长都可以能左右你的生活，所以有一种失落感，是一种叫无能为力感，你什么都得不到满足。
许戈辉：单位有一些文艺活动吗？
李健：后来有，无意中发现我唱歌唱得好了。(www.xing528.com)
许戈辉：所以一下子成为单位的红人了吗？
李健：也没有，当时他们想把我调到工会去，我说我一个清华毕业生去工会干吗。当时一些老领导挺喜欢我，觉得唱歌唱得好，但我坚决不去，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失落感，再把我弄工会我更失落了，所以比较苦闷了两年多不到三年。正好卢庚戌那会儿找我，问我还想不想唱歌，他说能够出唱片，当时出唱片对我来讲是一个遥不可及，但是（现在）能够马上实现的事，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事，那时候就毅然放弃了工作。
结合2015年《新闻当事人》对李健的采访，李健对国家广电总局两年多的工作状态的描述仍然是类似的“开始比较警觉，可能熬几十年，十几年，变成对面的科长，会变成那个比较圆滑的处长。那是我比较警惕的”[14]。从李健对工作环境和状态的描述，李健对这份工作有认同感吗？喜欢这份工作吗？显然，就工作本身而言是不认同也不喜欢的，这同前面谈到的陆步轩的工作状态有些类似，但不同的是，李健很快就离开了这份他不认同的工作。
正是因为李健在真正的职业倦怠来临之前，刚有端倪，此时卢庚戌来找他做水木年华，这一推一拉，李健就顺水推舟辞离了体制内工作，所以他说“我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命中注定的”。
像李健这种应对职业倦怠的状态，显然是十分及时和积极有效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可能在职业倦怠群体中并不多见，因为他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对可能发生的状况有提前的警惕；另一方面还需外力的推动。所以说，如果当时这个外力（指卢庚戌来找李健出来唱歌）没有，或者来得更晚一些，李健的案例便会成为下面谈到的第二种类型，也是多数人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第二种类型的职业倦怠，是在职业倦怠发生过程中，采取一些应对办法扭转职业倦怠的状况。前面提到的黄西，在去美国攻读莱斯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的过程中，对注射DNA实验，一天注射四百只青蛙卵感到倦怠，甚至“迷失自我”，转而在业余时间学习脱口秀，进而转行进入脱口秀行业，从而扭转了职业倦怠，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走向了职业繁荣。从黄西的案例可以看出，在职业倦怠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是可以改变和扭转职业倦怠的，我们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七章“职业倦怠与职业繁荣”部分提到一个观点，职业倦怠其实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说明我们在工作当中太久没有关注自我、自我意识、自我价值和自我成长了，那么，纠正职业倦怠的办法一定是同寻找自我相关联的。黄西的案例很好地说明，职业倦怠期需要首先从自身的兴趣入手，培养和发展兴趣，是发展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另外，黄西的案例也说明，应对和解决职业倦怠需要采取一种迂回和间接的方式，也就是说工作中的职业倦怠，依靠工作的调整很多时候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处于职业倦怠期的人，往往失去了工作的内在动力，失去了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对于职业的内在报酬是完全看不到的，仅仅依靠工作自身内容方面的调整也难以扭转这种局面。所以，从工作之外寻找解决手段是必需的。兴趣和爱好是最直接与人的内在动机、内在驱动力相关的活动，投入时间和精力，发展和培养并享受兴趣和爱好，塑造自身的积极情绪和心理资本水平，有利于改善职业倦怠。
现有的很多基于工作本身的职业倦怠改进办法，要么效果甚微[15]，要么只是暂时缓和，原因就在于当事人对工作本身的内在动机被抑制和消灭的情况下，调整工作本身往往无法解决当事人的内在动机和内在驱动力问题，仍然依靠外部驱动力驱动的职业发展，始终存在职业倦怠的隐患和风险。
第三种类型的职业倦怠，当事人已经持续处于职业倦怠的状态，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由于没有根本解决职业驱动力的问题，导致职业倦怠不断持续，直至当事人更换职业为止。例如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职业经历，他从2002年离开《实话实说》节目时就已经产生职业倦怠问题，但是在2013年离开央视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之前，他的职业倦怠问题都没有得到过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的原因可能同他患有遗传性抑郁症相关。在央视工作二十年后，崔永元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创建“崔永元口述历史博物馆”，组织参与慈善公益、教师培训、农村学校、支持新锐导演的计划等活动，并在东方卫视开播《东方眼》等节目，从根本上扭转了职业倦怠。
比较以上三个职业倦怠的案例会发现，首先，从外驱力的职业驱动转变为内驱力的职业驱动，是根本上解决职业倦怠问题的关键。尽管外部的工作环境和内容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但是，如果当事人的职业驱动力方式不做根本改变，那么职业倦怠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其次，上述三种职业倦怠最终都以辞职、改行、更换职业作为解决手段，对于很多处于职业倦怠期的教师和校长来说，似乎难以做到。有没有比较缓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认为，想要扭转职业倦怠，走向职业繁荣，至少要“转行”才可以做到。即使不辞职，不更换职业，待在原单位，但至少要改变工作内容，更换到不同工作内容的岗位，即在单位内部“转行”。更重要的是，这个“转行”的工作内容，不能再由外部单位的领导或者行政来决定，否则对当事人的驱动力没有太大作用，“转行”的工作内容必须由处在职业倦怠期的当事人自己决定，从内在动机出发，什么工作内容对你是有吸引力的？这样才能基本保证职业的驱动力是内在驱动力，而不是外部驱动力。事实上，职业倦怠的克服和扭转过程，就是职业驱动力由外部驱动转变为内部驱动的过程。只有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长期的职业倦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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