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转换和发展：内外驱力分析

在拙著《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六章“心理资本”中，曾经以北大“屠夫”陆步轩、法医秦明和脱口秀演员黄西三个人的职业发展为例说明自我效能问题，实际上，这三个人的职业发展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下面从驱动力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陆步轩是一种外部驱动的职业发展，就是以赚钱作为自己职业转换与发展的驱动力，他干过化工、装修、开过小卖部，后来在妻子的建议下去卖猪肉。在陆步轩这种频繁的职业转换中，共性的一点是职业转换的驱动力都来自外部：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适合做研究，喜欢刨根问底”，然而，在他的职业转换中，除了短期做过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编辑之外，再无任何同他自己擅长所匹配的职业。不论是干化工、装修还是开小卖部都是以赚钱这个外部动机为出发点；他从事卖猪肉的职业，也是妻子的建议；进入卖猪肉这个行业后，他虽然并不认同这份职业，但是却持续干了十多年没有改行，没有改行的原因是因为卖猪肉开始赚钱，让他的日子奔小康了。所以说，陆步轩的案例比较明显的体现出了外部驱动力下的职业转换和发展，更多的是以外部的物质刺激、外部的他人要求、外部的社会期待作为驱动力的。

对陆步轩的整个职业生涯进行梳理会发现：其职业发展由外部驱动力驱动的特征非常明显，自认为“适合做学问，喜欢刨根问底”的他，实际上有多次机会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如中学教师、报社记者以及大学教师。以教师职业来说，1989年陆步轩上大学时就有四次机会进入中学任教，但都被他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当时的教师地位低，待遇差；2001年肉店拆迁时，是他唯一一次主动要求去做老师，因为一方面失业，另一方面教师的待遇也变好了，但由于是“聘任”合同的身份，而不是有编制的“调动”，结果他再次放弃做中学教师；2003年很多中学、教育部门、大学邀请他去任职，尤其是西安工程技术学院诚意邀请，他却因为计划搞连锁经营没去成，因为连锁经营看来可以赚大钱。所以，陆步轩的众多选择都是出于外部动机：待遇好、有编制就去，待遇差、没编制就不去，他从来没有谈过教师工作的内容本身对他有何吸引力，教师工作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再以卖猪肉职业为例，选择这一职业是因为投入少，回钱快；虽然他对这一职业并不认同，但是始终没有离开，原因也是因为赚钱，2006年6月第一套房子如期装修入住，2010年12月获得第二套团购房。所以，在陆步轩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外部驱动力驱动的职业发展是其主要的特点。

简单来说，外驱动力驱动下的职业转换和发展，就是以外部动机（严格来说是外部的控制性动机）作为职业转换和发展主导的行为方式。不以职业任务本身作为职业转换和发展的主要考虑，而是以职业任务之外的收入、社会评价、外在要求作为主要考虑的职业转换和发展；此外，尽管陆步轩一直从事卖猪肉的职业，但他自己并不认同这份职业，用他的话说，他想成为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卖猪肉的“匠”，这意味着他从事卖猪肉职业的外部动机无法内化为自发性动机，而始终保持在外部控制性动机的层面。与此相反的是内在驱动力（即自发性动机）驱使下的职业变化和成长，以职业任务本身作为职业选择和成长的主要考虑的行为方式。为何陆步轩的职业生涯没有走在“家”的路上，而是走在了猪肉匠的路上，原因就在于职业发展没有实现从外驱力向内驱力的转换。

法医秦明是比较典型的以内驱力驱动的职业选择和成长的一个案例，他从小受父母影响，以第一志愿填报法医专业，毕业后进入法医职业，持续十多年的时间，不仅有对法医职业的独特理解，克服了职业成长中的各种困难，更是达到了职业繁荣的状态^[7]。

黄西的职业发展介于陆步轩和秦明之间，在美国莱斯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之前，主要是一种外部驱动力驱使下的学习过程，结果这种在外界看来不错的发展路径由于自我的迷失而发生了改变，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及进入生化制药公司之后，他便开始了向脱口秀职业的转换。显然后者是依靠内在驱动力驱使下的职业选择和成长，在脱口秀行业，黄西同样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并取得了在脱口秀方面的职业繁荣。目前，他又转行进入央视成为节目主持人。

在黄西的职业生涯中，有几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比较关键，这些关键性的事件往往同职业选择有关。第一个时间点是1999年，黄西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他面临一次选择，是去大学做教师，还是去公司上班。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黄西的求学之路非常典型：拿到博士再去美国大学任教。但是“我毕业的那一年，生物化学博士很难找到工作。因为没有其他出路，大部分博士，包括美国人在内，都去做博士后了。这段时间是我比较难过的时候，因为我来美国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位教授，这就意味着我还要做很多年的研究，而且要做博士后，但博士后的薪水非常低”^[8]。在博士毕业选择未来职业方向的时候，对于成为一名教授，外部因素仍是黄西主要考虑的因素，如薪水，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博士毕业时他虽然拥有博士学位，但是似乎仍然没有优势，“我在做博士研究生的后两三年里，没有取得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在很知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由此导致1999年博士毕业时的结果是“我当时就比较彷徨，不知道应该继续搞科研做一位教授，还是找份工作看看美国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可见，不论是做一位教授，还是找份工作，对于黄西而言，都是外部动机驱动的。他当时还没有产生后来做脱口秀的想法。“过了几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在公司找一份工作。我当时想，我已经30岁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在学校里面，我应该从学校走出去，看一看社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接下来黄西进入了生物公司和制药公司。

第二个时间点是2001年，这一年黄西看了脱口秀表演，开始学习脱口秀。看起来同陆步轩进入卖猪肉行业一样，虽然从整个职业生涯看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但却对这个人影响巨大，所以，对这样偶然的事情我们要仔细分析。1999年陆步轩偶然进入卖猪肉行业是同他自我效能感低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第二任妻子如果建议卖牛肉、卖羊肉，也都可能就决定了陆步轩后来的行当。而2001年黄西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脱口秀完全是自己的兴趣使然，然而，如果他选择的生物制药工作真的是自己的志向所在，他还会不会进入脱口秀职业呢？虽然这只是个假设，但是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恰恰因为生物制药的工作大多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尽管我当时在公司工作很卖力，但我总觉得我对人要比对科研更感兴趣。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因为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和博士交往，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尽管黄西不喜欢公司的科研工作，但是他仍然擅长此道，因为到2004～2005年的时候，“我在这个领域（筛选和癌症有关的基因技术）很快成了专家，就和一些同事申请了一项专利。到2006年初的时候，我做的这个项目被评为公司的一个典范项目。”所以，内在驱动力是不考虑自己是否擅长某项职业的，2001年黄西进入脱口秀完全是个人的内驱力、兴趣使然。当然，他的兴趣也可以是其他行业，其实是什么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驱动力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第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是2006年年底到2007年这段时间。在黄西利用业余时间进入脱口秀这个行业的五六年时间里，有过起起伏伏，既有成功的喜悦：2003年参加了波士顿的喜剧节竞赛，通过三轮比赛进入八人决赛，2004年、2005年参加了一些节目的试镜，2006年初第一次成为脱口秀的领衔主演；然而，到2006年年底的时候，黄西的脱口秀似乎“落在了其他人后边”：“在这段时间，很多波士顿的喜剧演员都冲到了全美喜剧表演圈里。我去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过几次，也给《柯南秀》寄过表演光盘，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后来还去蒙特利尔的喜剧节试镜了两次。”结果“我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想在娱乐界谋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现实”。显然，多次失败的试镜和比赛导致的结果就是黄西的自我效能感骤然降低，这一点，我们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六章“自我效能”部分，提到陆步轩时讨论过。这种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很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现象。例如，这个时候黄西对自己连续失败的解读是这样的：“美国已经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娱乐人才，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从中国来的相声演员用第二语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语讲笑话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么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潜意识里，我总会被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表现所影响……我有时候会怀疑亚洲人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缺乏这种临危不惧和冷静的精神来真正摘取冠军，亚洲人是不是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好水平的基因？”很显然，根据我们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六章“乐观”的分析，黄西对不好的事情的解读是持续性的、全局性的，因为他将自己试镜和比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的亚洲基因！这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处于“习得性无助”的人就会产生这样毁灭性的想法。由于这种“习得性无助”，黄西已经产生了放弃脱口秀的想法：“在这期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单口相声。因为我快要成为父亲了，但是我的单口相声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成为职业单口相声演员抱有信心。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学术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学校学习，这样我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有几件事情让黄西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行当里：（1）个人的价值判断，就是黄西对自己从事脱口秀这份兼职的价值判断。“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到底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敢于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英雄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弃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举动。”（2）将脱口秀作为一种兴趣本身的乐趣。对于写作脱口秀的笑话，这本身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黄西提到：“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路边的一家咖啡店买了杯咖啡，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写笑话。我从晚上10点一直坐到12点咖啡店关门为止。那天我没写出什么好的笑话，就是感觉非写些东西不可。我回家以后就马上睡着了。”（3）同其他职业相比的价值判断，这一点跟第1点有点相像，仍然涉及黄西对脱口秀这份兼职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和哈佛医学院有个合作项目，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哈佛大学。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注意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华裔教授。我当时就觉得，美国不需要再多一个华人教授，部分中国人应该试着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4）榜样的力量此时也起了作用。“我又逐渐回到相声俱乐部作一些表演。这一次，我对成功没有抱任何幻想，我这时的榜样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虽然他的微积分考试没有及格，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微积分，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一有闲暇时间还会做些微积分的题。从他的故事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喜欢单口相声，是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笑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能够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www.xing528.com)

显然，内驱力驱动的职业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要比外驱力驱动的职业更加一帆风顺，黄西对脱口秀的兴趣在持续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低谷，甚至差点放弃。这个时候，往往内驱力中的价值观、信念以及兴趣本身会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困难的时期。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看，黄西对脱口秀这份职业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进行了思考，这意味着他需要自发性动机的再次驱动才能继续脱口秀的工作，此时外部动机的内化帮助黄西渡过了难关。

比较2007年的黄西与1999年的陆步轩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两个人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共同点：两人在此时都遭遇了多次的失败，自我效能感非常低，都想放弃原来的职业，黄西想放弃脱口秀，陆步轩放弃搞化工、装修和小商品商店。不同点是，黄西最终仍然坚持脱口秀，没有放弃；而陆步轩则改行做了屠夫。这中间的重要差别也是因为黄西从事脱口秀是自主决定的结果，依靠内驱力驱动；而陆步轩的转行则是第二任妻子推力的结果。

第四个时间点是2009年4月，黄西在多次试镜之后终于出现在美国电视节目《莱特曼秀》的现场，一夜成名，自此之后，各种机会纷至沓来，像2010年的白宫记者年会和全美喜剧节的比赛冠军等。但是，在2007、2008年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这样的机遇出现。事实上，在此之前，黄西的脱口秀事业也“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所以，如果说黄西2009年的走红有一定的运气和偶然性也不为过。然而，“机遇总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没有之前长达八年的准备，或者黄西在2007年的时候退出，也不可能有2009年对这次机会的把握。

对于黄西而言，在开始脱口秀生涯的2001年之前，主要是外部动机驱动的学习和职业发展，这一点在后来黄西做客乐嘉的《首席访问》节目时也得到了证实^[9]。乐嘉提问说：“如果重新让你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读博士吗？”黄西的回答是：“我会选择做脱口秀我觉得。应该学一些科学的东西，但读到博士，确实没有必要。”尽管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代表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擅长，并且提供了两份工作收入的来源，但是在黄西看来，没有必要投入五年的时间在博士学位上，而应尽早进入脱口秀的职业。按照黄西自己的说法，“当时出国也是有一点随大流的劲，我这个人很长时间就是随大流，很多时候就是看，我周围这些人都做这件事，我也跟着去做。我就是到了30多岁以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想，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在乎别人怎么想了，我就觉得应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对于黄西而言，攻读生物化学博士，以及从事科研工作和在生物医药公司工作，都是一种外部驱动力驱动的结果；而脱口秀则是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发的、内在动机驱动的结果。尽管在自发驱动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失败、困难，但是，最终黄西仍然坚持了下来，取得了脱口秀的职业繁荣。

显然，比较常见的是外部驱动力驱使下的职业转换和职业发展。根据对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研究，长期依靠外部驱动力驱使的职业变化和发展，会导致内部动机的抑制、弱化甚至被消灭的后果。这意味着人越来越接近经济学所说的“原子化”的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内在动机，全部是外部动机和社会评价。就像台球一样，哪里发力就顺着哪股力量走，没有发力的时候就处于静止状态。此时，人也更接近于行为主义者所说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定律的操控。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发展遭遇职业倦怠、缺乏活力、职业停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相比较而言，内在驱动力驱使下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成长则有很多优势^[10]：（1）更有积极性克服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任何职业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有低谷时期，社会的评价也一定是既有优势又有劣势，内在驱动力下的职业选择和成长更能克服这些劣势和困难。（2）更容易发挥职业活力、获得职业繁荣。（3）更容易建立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内在驱动力下的职业选择更看重职业的内在报酬即精神层面的回报，如职业的成就感、意义感。（4）更有利于发挥出职业的创造力。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贝尔提出的“创造力内在动机原则”表明，创造力主要是内在动机驱动的结果。自我决定理论则提供了自发性动机与控制性动机所导致的差异。

职业发展的内驱力与外驱力的上述差异，在什么时候会显现出来？在一开始工作的头三五年之内，这种差异并不会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专业领域的技能方面，一个依靠内驱力驱动的教师和校长，与一个依靠外驱力驱动的教师和校长之间，很难看到在教学和管理业务工作中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霍华德·加德纳对7位杰出创造者的研究，发现了一个被称为“十年规则”的模式，“即在迄今为止所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中，个体要从初学者成长为一名精通者，至少要花十年的时间。”^[11]所以，大致来讲，职业发展的驱动力差异所导致的在创造力表现上的巨大差异，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会充分显现出来。

从校长的管理和教师的发展而言，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识别职业发展的驱动力应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当事人的教师和校长非常清楚自己的驱动力状况，但是周围的同事或上级领导未必真正清楚。要想在一个短时间的相处环境中进行这种鉴别恐怕是有困难的，尽管不是不可能。例如，在新教师招聘中，可以让候选人谈谈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怎么看待一些教育事件，价值判断是怎样的。当然，观察当事人工作后的表现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做出这种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