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医师对职业的认同与行业发展

我们在本书第3章提到的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在知乎网站发表了一篇长文《心理咨询之美》，^[33]通过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心理咨询师作为一种专业技术职业，它的职业精神、职业价值观以及徐凯文医师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文可以作为教师和校长职业发展的有益参照。

徐凯文医师提到了他进入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的动机：“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心理咨询的一个行业，以及为什么现在做这样的咨询和危机干预工作能够乐在其中，是因为我会感受到心理咨询之美，在很多时候做咨询真是一个非常，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很适合，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很多积极的反馈，你会看到很多可能别的行业、别的职业看不到、体验不到的这样的经历和人生。所以也正因为此，我会觉得，我可能有一种特别珍惜心理咨询这样的一个职业，这个行业的心态。”显然，徐医师是出于“心理咨询之美”“乐在其中”“享受的过程”而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内在动机驱动的结果。像这样的内在动机的表述还有很多，例如：“咨询的过程和帮助人的过程，并怎样把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变成一个从痛苦中、从问题中走出来的过程。而不仅仅如此，而是能够去感受和体验到这个过程的美好，这个过程的创造性，让人感到无论智力上还是情感上的极大满足。”这里所说的“过程的美好”“过程的创造性”“智力和情感上的极大满足”都是非常突出的内在动机的表现。

与内在动机驱动形成对比的，就是依靠外部控制性动机驱动，即徐医师在文章中所说的“混一口饭吃”这样一种对工作的理解，“比如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就会认为且自嘲说，我就是一个手术匠；内科医生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开药的；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就会觉得精神科其实蛮简单，你可能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然后这辈子就没有什么好学的了。”显然，徐医师是不赞同这样一种职业观念的，他说：“我觉得我大概确实从来没有把咨询当作是一个混一口饭吃的职业，而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做咨询确实是被允许走进到一个，可能对你来说，完全陌生，原来生命没有任何交集的人的内心当中，他对你如此信任和袒露自己。”

有对职业的内在动机的驱动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一样会遇到职业发展中的压力和困难，徐医师提到了在咨询工作中遇到的“遗憾之美”：“我做危机干预工作很多时候还是压力非常之大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随着咨询量越来越大，危机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甚至于要同时处理好几起危机，会有一种耗竭的感觉。这种耗竭的感觉是在于如果处理不当，或者说如果来访者的情况特别严重，有可能会导致极其糟糕的结果。所以我等会要提到咨询之中也有遗憾之美，就是你并不是每个个案都能够有效地帮助对方。”而正是这些工作中的遗憾使徐医师努力地去改进后续工作，“这个遗憾也一直在推动我去努力地想要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不断地去学习，包括不断去反思，甚至于尝试超越前人，去解决那些以现在所有的生物治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方法都不能撼动的个案。我特别希望能够，但是这一点也是美的所在，因为我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挑战的领域。”

徐医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更主要的表现在他的“公民行为”上，就是希望维护整个行业的良好声望和良性发展的态度。作为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工作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徐医师在处理一个咨询师被投诉案例时，提到了咨询伦理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我们以来访者利益为第一，我们是从来访者利益出发。因为以来访者、以客户利益出发，是助人行业的本质。”

徐医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显然来自于他对自身职业内在报酬的理解：“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并不是不能够满足自己任何需要的，我们在咨询中收到来访者的费用，这个是满足我们经济上的需要；我们感到自己有成就，是满足了我们咨询的成就感的需要；我们帮助他人，所以我们自己快乐，也满足了自己利他之心的需要。我们在咨询中可以满足自己很多需要，满足自己需要并非不合伦理或者道德。”此外，来自咨询对象的反馈是真正能够反映出心理咨询职业的内在报酬的，这里是一位接受咨询的母亲给徐医师写的话：“我女儿今天听到你的话可开心了，她说她获得了重生的感受。你是全国著名的心理医生，这次孩子和我们的诊疗，我们何其有幸让孩子有这样一个重生的机会和改变，巨大的改变，你是对我们有恩的人。”这位接受咨询的女孩用了“重生”来描述她接受咨询的结果，这恐怕是心理咨询这份职业所拥有的巨大内在报酬最好的写照。徐医师这篇长文中还介绍了不少这类反馈的案例故事，比如，一个接受过咨询的学生当着他们全家的面给他鞠躬致谢；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来访者完全凭记忆记得徐医师的电话号码，等等。

任何一份职业的内在报酬并非不存在，而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感受到。能否感受到内在报酬的存在，这其中影响巨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工作动机，也就是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工作？是为了这份职业能带来的收入、地位、声望、奖赏而工作，还是为了职业本身的享受、满足感、乐在其中、职业之美而工作？不同的工作动机，决定了我们能否感受到一份职业的内在报酬以及多寡程度。

[1]参见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第二章“解读人生的四种汉堡模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

[2]有关威廉·德雷谢维奇的这一转变过程的背景介绍，可以参见威廉·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优秀的绵羊》97-99页（九州出版社，2016年2月）。

[3]参见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0MTk2Mw==&mid=200396111&idx=5&sn=6f8b85c9416cec618f425044dd5f4cec&scene=3#rd。

[4]参见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第二章“解读人生的四种汉堡模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

[5]参见Deci，E.L.，&Ryan，R.M.The general causality orientations scale：self-determination in personality.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985，19，109-134.

[6]具体解释说明还可参见本书第6章6.13节。

[7]参见Deci，E.L.，&Ryan，R.M.The“what”and“why”of goal pursuits：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Psychological Inquiry，11，2000，244-245.doi：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8]就创造力的发挥来说，往往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这也应是教师培养所应持有的时间观念。

[9]例如，在两次职称评级之间，或者两次重要的评优评奖中间的这段时间里。

[10]参见茅卫东《我爱，但我不能……——走在教育的边上》（《教师之友》2003年第2期，32-34页）。

[11]参见茅卫东《向德育发问——一个政治教师的行与思》（2001年第10期，6-13页）。

[12]参见茅卫东《我爱，但我不能……——走在教育的边上》（《教师之友》2003年第2期，33页）。

[13]参见茅卫东《我有失败的权利吗？》（《教师之友》2002年第1期，55页）。

[14]参见茅卫东《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吗》（《教师之友》2004年第4期，16-18页）。(www.xing528.com)

[15]参见本书第2章“教师因果导向类型的转变”以及黄景“教师身份、教师能动、教师自主：二十年从教经历的反思”（《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28-30页）。

[16]该案例来自叶菊艳《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类型——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案例考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10月第4期，153-154页）。

[17]参见叶菊艳《农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教师教育研究》2014年11月第6期，87页）。

[18]参见王纬虹、李志辉《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困境及突破》（《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8期，77-83页）。

[19]参见梁慧娟、冯晓霞《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及成因研究》（《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32页）。

[20]参见卢长娥《幼儿教师职业承诺与离职倾向的现状及对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48页）。

[21]参见艾娟、杨桐《幼儿教师职业认同、职业弹性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教师教育学报》2016年第1期，39页）。

[22]参见梁玉华、苏静《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3期）。

[23]参见叶菊艳《从“学校人”到“专业人”：教师流动与教育变革实现的原动力》（《全球教育展望》2014年第2期，89页）。

[24]有关因果导向类型的介绍可以参见本书第6章6.13节以及参见Deci，E.L.，&Ryan，R.M.The general causality orientations scale：self-determination in personality.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985，19，111-113.

[25]叶菊艳《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类型——基于历史社会学视角的案例考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10月第4期，154-155页）。

[26]在此之前，当事人可能原本就是非人格化导向，因为此种因果导向类型的教师或校长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和非人格化导向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两者总是结伴而行。职业倦怠更进一步强化了非人格化导向的状态，非人格化导向也令当事人深陷职业倦怠之中。

[27]参见伍新春、曾玲娟、秦宪刚和郑秋《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4）262-267页）。

[28]参见赵玉芳、毕重增《中学教师职业倦怠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年第1期，80-84页）。

[29]参见陈向明《优秀教师在教学中的思维和行动特征探究》（《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128-138页）。

[30]参见http://chuansong.me/n/992237951348。

[31]参见黄露、刘建根《中小学卓越教师专业特征及成长途径研究——基于37位中小学卓越教师传记的内容分析》（《中国教育学刊》2014.03，100页）。

[32]在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对7个不同领域的7位不同创造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十年规则”（参见罗伯特·J·斯滕伯格主编，施建农译《创造力手册》138页及186-198页）。

[33]参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21965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