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积极领导力探索：汉堡模型类型转换

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七章“从职业倦怠到职业繁荣”，提到了由原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教师泰勒·本-沙哈尔提出的汉堡模型^[1]，他提出了忙碌奔波型、享乐主义型、虚无主义型和幸福型。在这个汉堡模型中，比较少讨论的就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即由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或另几种类型的可能性，或者不同类型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的分析看，这四种类型的“人生模式”存在任意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然而，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可能未必有太多的意义，下面着重讨论一下在现实中比较常见的转换现象。

转换一：从忙碌奔波型转换为享乐主义型，从享乐主义型转换为虚无主义型，从虚无主义型转换为幸福型。这一转换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七章已经做过讨论，美国电影《偷天情缘》（又译《土拨鼠之日》）正是对这一转换最好的诠释。

转换二：从忙碌奔波型转换为幸福型，即由一开始忙忙碌碌追寻外在的目标，到改变外在目标为内在诉求，而转变为幸福型的方式。本书第6章提到的歌手李健的案例就属于此种情形，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当时国家广电部的机关单位，成为一名网络工程师，这个时期的李健主要表现为一种忙碌奔波的状态，因为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只是为了解决北京户口、编制，能够“养活自己”才选择的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仅仅持续了两年，李健就在师兄卢庚戌的邀请下辞职成立了“水木年华”，开始了创作歌手生涯。之后的李健更多是表现为幸福型的状态，因为尽管从“水木年华”开始到李健真正走红，他在歌坛也默默耕耘了将近10年，但是由于李健所做的是从自身内在动机出发的歌唱和创作，所以，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幸福型的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努力和奋斗本身没有变化，而变化的是目标，即由外部社会评价和奖励的目标转变为当事人自己所赋予的内在目标。这也是两种类型最大的不同之处。

转换三：从忙碌奔波型转换为虚无主义型，即由忙忙碌碌追寻外在的目标和奖励，转换为失去动力、丧失希望、沉湎过去的虚无主义状态。《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六章提到的黄西，从生物化学博士、制药公司职员转换为脱口秀主持人的过程，就是由忙碌奔波型转换为虚无主义型，再由虚无主义转换为幸福型。又如《优秀的绵羊》一书的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教授的威廉·德雷谢维奇在求学时期，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双学位，到应考法学院，再到新闻学院完成硕士进入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都属于忙碌奔波型向虚无主义型转变的过程；他后来重新进入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学习，才开始向幸福型转变^[2]。再如本书第6章提到的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他在2001年之前处于忙碌奔波的状态，在2001年之后开始进入职业倦怠的状态，并导致抑郁症的发生，陷入虚无主义。崔永元的案例比较明显地属于从忙碌奔波型转换为虚无主义型。当然，在2013年离开央视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后，他又从虚无主义型转换为幸福型的状态。汉堡模型的提出者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大学求学的过程也是以忙碌奔波为主，并由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状态。他一开始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当我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虽然念书念得不错，体育方面也很好，社交方面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一点儿都不幸福。”^[3]后来，他跟导师提出转换专业的要求，改学心理学，来解决自己的幸福问题，这也是后来开设“哈佛幸福课”的动机。他这才完成了由忙碌奔波型、虚无主义型向幸福型的转变。(www.xing528.com)

转换四：从享乐主义型转换为忙碌奔波型，即从回避挑战，只知享乐的状态转变为以外部评价和奖励作为目标的过程。这种转变多半是由于外在因素导致的享乐主义方式被迫中断，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动选择。因为根本来讲，享乐主义回避挑战，同忙碌奔波型或幸福型都是不相容的状态，因为后两者不论是以外部社会评价作为目标，还是自己内在设定目标，都是需要努力和奋斗的，而享乐主义型则恰恰回避努力和奋斗。所以，当外部环境迫使享乐主义方式无法持续的时候，就容易转变为忙碌奔波型的状态。例如，大学期间天天沉湎于网络游戏的学生，最终因为考试“挂科”太多，无法顺利毕业，被迫重新回到中学努力再次高考，或者放弃网游，重新补考，最终挽救毕业证书的情况，便是属于此类情形。

所以，就忙碌奔波型与享乐主义型的关系而言，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由忙碌奔波型向享乐主义型转变，而反过来由享乐主义型转变为忙碌奔波型则往往无法依靠当事人的意愿实现，而是依靠外力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迫使享乐主义被迫终止所导致的。

以上是现实中经常容易看到的汉堡模型不同类型的转换方式，此外还需要补充一点：有些类型之间不大可能出现转换，例如，从享乐主义型直接转换为幸福型，正如上面所说，享乐主义本身是回避努力和奋斗的，而幸福型则是当事人自己追寻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所以这两者之间不太可能直接出现转换。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享乐主义者往往需要经历虚无主义的阶段，致使享乐的方式无法维持下去，才可能真正出现幸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