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力探索：底层苦学与习得性无助

在2015年央视拍摄的系列纪录片《高考》中，除了社会中上层里那些家庭背景优越、可以支付得起在国外留学大概4年150万元人民币左右学费的家庭之外^[41]，还存在大量的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的家庭。第四集“走出大山”中的女学生刘洋洋就读于甘肃省会宁县一中，母亲在她出生十天后离家出走，是奶奶和叔叔把她养大的，而叔叔还需要供养自己的三个孩子上学读书。读者可以搜索“《高考》第四集‘走出大山’”，这里是央视网网址：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40645633/eefc6a65b71e419496cabb8487b98d42。

这一集纪录片给作者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刘洋洋的家庭背景比较凄苦，进入会宁县一中准备高考的过程就是苦学，这里面很难看到快乐、对学习的享受等。结合《高考》系列片的前面几集，如毛坦厂中学、农民工子弟学校、留守儿童学校等，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都是偏社会中下层和社会底层，孩子接受的都是这种苦行僧式的中学教育，为了高考上个好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必须强迫自己进行苦学。这种苦学显然是现实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下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而不是像前述第五集那样出国留学、没有选择余地的一种强迫行为，其并非学生一厢情愿、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大学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教育原本就应该如此，应该不快乐^[42]。

然而，在大学学习四年之后，是否真的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呢？从最近十几年全国调研数据看，有一个现象非常突出，那就是大学生失业现象。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针对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开展了一项抽样调查。该课题组从200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截至2015年，共进行了七次调查（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在“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中，“参与本次调查的有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7个省（区、市）的28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浙江、广东和海南8个省（区、市）的13所髙校；中部地区包括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4个省（区、市）的8所高校；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和新疆5个省（区、市）的7所高校。其中，‘985’大学4所，‘211’大学5所，一般本科院校10所，高职院校5所，民办高校1所，独立学院3所。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500～1000份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5421份。”^[43]可以说，在对全国高校毕业生情况的统计中，该项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岳昌君和周丽萍（2016）的研究中，每年高校毕业生中有相当的比例是“待就业”的状况，从2003年到2015年，这一比例在12.9%～35.8%间波动，多数年份都在20%以上，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这一“待就业”比例高达35.8%；之后的比例也一直持续在20%以上，最近的2015年这次调查比例最低为12.9%；但是如果考虑到“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等情况，最近十多年来高校毕业生每年未按时就业^[44]的大学生比例为20%以上，这是已经考虑了“已确定单位”“升学（国内）”“出国、出境”“自由职业”“自主创业”和“其他灵活就业”这6种落实工作单位之外的情况下，仍有20%以上高校毕业生尚未就业。(www.xing528.com)

与大学生失业相伴而生的是，出自农村家庭、普通社会底层家庭等的学生如果高考无法进入一所好大学（传统所谓的“985”“211”高校），那么大学就不再是改变学生个人命运的途径。当身处劣势的家庭背景，考分不高而进入一所普通高校，又无法在毕业后找到待遇不错的工作时，就会容易形成我们在《学校积极领导力》第六章乐观性中所说的“习得性无助”，也即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自身处境的认知归因方式。或者像本书第6章所提到的三种因果归因方式中的“非人格化”归因，就是认为事情的发生过程和结果都是个体主观意识无法左右的，主要是不可控制的外力使然。这种“非人格化”的归因方式很容易导致“习得性无助”的悲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