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精英教育，缓解中产焦虑

经济的不断增长，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日益拉大。这种经济社会地位差异从社会分层角度看，首先表现为城市中出现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和王昊的研究^[35]，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数据1%的抽样数据显示，“从整体上看，2010年我国城市地区社会结构已近似于‘橄榄形’，趋向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与人口规模低于100万的其他城市有所不同，超大城市社会结构接近于“橄榄形”，“底层比例显著缩小，中、上层比例显著扩大”，而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形’结构，底层比例非常大”。在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会将自己的教育诉求反映出来，就是对所谓优质教育、精英教育、名校教育的趋之若鹜。在中产阶层的“职业上层”^[36]，一批家庭已经不满足于国内的精英高校，而是早早将目标锁定在欧美的名校上。由央视于2015年拍摄的纪录片《高考》第五集“留学大潮下”对一批绕开国内高考、以欧美大学作为升学目标的留学生个案进行了追踪报道，读者可以参考央视网：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40645633/0a0f187cb5614f94a0400780dc5eee37。

根据本集纪录片的资料，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约为45.57万，本集纪录片对其中的几个学生、家长、留学中介机构人员、国际学校教师进行了追踪报道，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处于一种近乎焦虑的状态，人大附中的学生刘云昊和家长在为能否考好SAT成绩、顺利进入耶鲁大学而焦虑；新东方留学咨询教师周城刚一方面观察到的是留学生家长们的焦虑，另一方面他自己作为一名留学生的家长同样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儿子在美国念书，每年暑假要想办法进入著名企业实习，如今马上面临毕业就业……

为何存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根源在于学生、家长、留学中介人员都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名校和好工作。从这个角度看，出国读书仅仅是国内高考读名校的国外版的另一种延伸而已，也就是说，出国读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追求一种不同于国内大学的同质化的高等教育，欧美高等教育有其丰富性和差异性的一面^[37]；这个纪录片中介绍的学生、家长追求的仅仅是国内教育延伸到欧美的同一种教育，只不过这种西方大学的教育“质量”更高，牌子更硬，获得这种名校学历的好处，正像片中留学中介教师周城刚在做留学咨询的讲座时所说的：“从世界名校出来的同学，在就业市场上更容易吸引眼球，胜出的概率可能会更大。”正是由于出国留学和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追求的其实都是同样的目标：优质的高等教育和更好的工作，所以必然带来焦虑。

什么是更好的工作？本集纪录片拍摄的几位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尽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章文雄和吴亦欢拿到了美国名校的文凭，但是在美国仍然很难找到如意的工作，他们都更倾向于回国工作。那么如果大部分的留学生拿到文凭以后还是要回到国内就业，那对他们来说什么才是更好的工作呢？显然是那些收入高、待遇好的常见职业：金融、投资机构、央企、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务员，等等。(www.xing528.com)

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中，很难看到学生和家长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价值目标追求。更为要命的是，在后面第六章提到的职业发展的内驱力，建立在内在动机基础上的内驱力，在这个纪录片中基本看不到。在这个纪录片中唯一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的人就是在国际学校试图讲授国学、传统文化的教师王先意。因为学生主要是参加托福、SAT等国外留学考试，所以没有太多学生对王老师的课感兴趣，但他仍然坚持不断尝试去给这些准备出国的学生讲授传统文化的课程内容。^[38]

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下进行的学习，很容易以压力为驱动，而不是以学习内容本身内在的兴趣为驱动，形成随大流式的学习。学生更易形成控制导向的学习和工作状态。

要解除这类集体性焦虑，需要从外在的以追求好学校、好工作为目标转向对学生自身内在的独特性、内驱力的培养。实际上，家长、学生和留学中介机构对外部目标渲染和追求本身对学生的个性、内驱力是有抑制、削弱作用的。在现实的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浓厚的个人兴趣和爱好非常必要^[39]，让学生各有各的不同，追求的志向和领域各有差异，像法医秦明那样，在父母的影响下以唯一第一志愿报读法医专业^[40]，他还需要跟那么多家长和学生竞争吗？或者如从事脱口秀的黄西所说，如果重来一次，他恐怕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一个生物化学的博士，而是更早进入脱口秀的行业。与其去对大家都追求、竞争的共同目标焦虑，不如转向对自己孩子独特性、兴趣爱好的培养和支持，这才是化解焦虑的根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