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看来,“我们的精英教育制造了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但他们焦虑、胆小、容易迷失自我,缺少学术上的好奇心,却拥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企图心。他们被包围在优越感中,迷茫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却不知道为何要做。”[4]在这里对精英大学学生的描述中,他们往往极为擅长手头的学业和工作,却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是模糊的,这背后反映的恰恰是动机问题,驱动力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精英大学的学生为何会被培养成这样的人,不仅仅是常春藤的名校在这样做,而且家庭也在很大程度上配合这种培养方式。下面这个视频的演讲者朱莉·莱斯考特海姆斯,曾任斯坦福大学本科新生部主任,同时也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读者可以搜索TED视频,这里是该视频的官方网址:http://www.ted.com/talks/julie_lythcott_haims_how_to_raise_successful_kids_without_over_parenting。
视频中这位讲演者以自己母亲的身份分享了多数美国父母在养育孩子时的一种惯常做法:要求孩子完成一个任务清单式的童年(checklisted childhood),这个任务清单多半是为了满足孩子未来能够上一所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所以,如果说中国盛行应试教育,那么其实美国的精英教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考试的方式和标准不同罢了;中国的高考看重比较单一的分数,而美国名校的录取除了SAT等分数外,还要看有没有特长,有没有做过公益活动关心社区,有没有领导力等,有更加多样化的标准。正是这样不同于中国的应试标准,导致了大量美国家庭在教育子女时采用了所谓任务清单式的方式,这个任务清单主要是未来上好大学需要满足的标准。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被父母要求(也是协助)的任务清单式的情况下,孩子的动机会是什么样的?没有玩耍游戏的时间,全部的时间都被用来完成这个任务清单,还要表现优异,这就不太可能激发起孩子的自发性动机,而更容易激起的是控制性动机,或者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则是无动机的学习状态,即孩子更多表现为控制型导向或者非人格化导向,那么家庭和学校的这种相互配合,更进一步强化了精英学校学生的这两种因果导向类型。
我们在《学校积极领导力》一书的第三章中提到的人大邱教授的外甥案例中,由于没有顺利去美国留学而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也都同外甥的学习动机直接相关。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基于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提出了现在大学生得了一种“空心病”。读者可以搜索“30%北大新生竟然厌学,只因得了‘空心病’”,这里是搜狐教育的网址:http://learning.sohu.com/20161118/n473493358.shtml。
徐凯文医师说,“我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请注意这是高考战场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赢家。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从学习动机的角度看,厌恶学习显然会导致一种无动机的学习状态,也就是说应试的高考对这些高考的赢家而言,在获胜的同时付出的代价则是消灭自己的学习动机。对于这些无动机的大一新生而言,“随大流”是不可避免的归宿,出国、考托福和GRE、拿国奖、保研、进央企和银行就是意料之中的了。此外,还有40.4%的北大一年级新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这就不仅仅意味着学习缺乏动机,而且当事人所有的事情包括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都缺乏动机,处于自我决定理论所说的无动机的、非人格化导向的人生状态,那么这么大比例的北大学生实际上的各种行为表现出“随大流”也就不值得奇怪了[5]。
徐凯文医师的文章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和讨论,曾经参加过徐医师调查的一位北大硕士毕业生,使用网名芈十四(ID:mishisi)在知乎网站发布了一篇吐槽的文章:“不好意思,我就是那四成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北大新生之一。”这篇文章发布时的原标题为“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就是‘空心病’???/随笔017”[6]。这篇帖子在知乎上发布后引来1163条评论(截至2016年11月26日),而徐凯文医师在知乎网站的原帖同一时间只有136条评论。这位芈十四同学质疑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就是这个心理测试到底科学不科学,在心理测试量表来说就是是否具备足够的信度和效度。笔者没有看过这份测试问卷,但是从芈十四同学的文章来看,“虽然我完全知道如何在心理健康测试里答出非常健康的选项,但出于一种惯性的诚实原则,我还是答出了一个抑郁症倾向的结果。”当然,这份测试量表有可能遇到“不诚实”的填写者,至于有多大程度会出现“不诚实”、信度问题,这应由徐医师自己来回答。既然芈十四同学“出于一种惯性的诚实原则”,那么这份问卷至少在芈十四同学身上是可信的。在这份问卷的效度方面,仅就这位芈十四同学而言,笔者倒是觉得非常有效,也就是“报告结果显示我有严重的抑郁症倾向”。换句话说,即使徐凯文医师的心理测试问卷可能存在信度方面的风险的话,但是具体到芈十四同学身上则是既可信又有效的。为什么这么说?这篇吐槽的帖子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位芈十四同学通篇的观点有二:第一是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更没有所谓的“空心病”,即使有也只有所谓的“时代病”:“然而,我并不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就是有病。你可以勉强说是时代病,因为在历史的循环里可以看到这个病的轮回。”芈十四通篇谈论了很多这个时代的社会分化、阶层、阶级等,当然这是现实,但是也反映出她的归因方式:时代导致了我得这种“病”,即使得“病”,在芈十四这里也是要从众的、随大流的,就是大家都得了“时代病”,我才能承认自己也得了病。之所以不能承认得了“空心病”,是因为那是少数40%的新生才有的,其他人并没有,少数人得的“病”,或者只有芈十四才有的“病”是不能承认的。所以,笔者认为芈十四不仅是非人格化导向、随大流的归因方式,而且代表了一种社会偏见:心理疾病是不能轻易承认和接受的[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凯文医师的原帖《时代空心病——功利化应试教育之祸》[8]谈的“时代空心病”,跟“时代病”“空心病”有差别吗?其实它们讨论的都是这个时代造就的种种问题,“弗洛伊德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强大的超我和道德感。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及时的满足,像婴儿般当下获得的名或者利。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物质的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这并不是一个居于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我们看到现实的临床现象。”在芈十四发表文章之后,另一位名为“曾旻”的同学与芈十四进行了网上交流[9],芈十四有这样的表述:“我觉得‘爱、因果、命运、责任以及自我保存的欲望’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而是我被动承担的。这些东西让我感受到重量,重量产生压力,压力产生存在感。存在与否,本身是可以被讨论的。”这个表述结合芈十四的文章观点,很清楚地表明她本人的非人格化导向,“爱、因果、命运、责任以及自我保存的欲望”这些重大的事情都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不是她自己可以左右和把握得了的。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何芈十四认为“爱、因果、命运、责任以及自我保存的欲望”这些人生重大的主题事件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她根本没有感受到这类主题对她的意义。非人格化导向的人往往更偏向抑郁,缺乏意义感,这是徐凯文医师的测试所反映出的“空心病”的一种程度比较轻微的表现[10]。所以,徐凯文医师的测试在芈十四同学身上,既可信,又有效,信度和效度都是实现了的。
第二是芈十四同学认为自己过的无意义的人生没有什么不好的,尽管她认为“将意义作为人生的支柱与前行的动力,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但没有意义的人生,怎么就不可以是另一种生活了呢?”她认为“意义是群体为之构筑的原始堡垒,不是必需品”,然而,虚无的人生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导致生活、工作、学习都会失去动机。抑郁显然不是必需品,但问题是,它来不来你说了算吗?很显然,芈十四并不真的像她自己所说的“踏踏实实迈上一条虚无之路,是无奈,也是自我选择”。至少她认为自己写的随笔集并且出版是有意义的:“原来我们都一样啊,一样经历着青春的困顿,一样面临着初尝爱情的张皇,一样承受着时代变迁的失落,生存在理想国与动物城的夹缝里,从而在社会规范与自我价值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仰望自己金光闪闪的未来,有时候却惊惧自己将一事无成。”当然,芈十四自己也很可能感受不到这有什么意义,只是不知道她为何要这样写随笔,并且还要把它们结集出版。(www.xing528.com)
这位芈十四同学经过四年民大哲学系宗教学本科教育和北大的三年法学硕士教育,显然都没有解决她从十四岁就开始思考的人生的意义到底为何。我们不得不追问,学校到底都给了学生什么?芈十四在文章中说:“我从十四岁那年开始疑惑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其实这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伴随了我整个青春期,于是高考结束后我选择了哲学系,念了最冷门的宗教学。我觉得这两个专业大概会给我答案。”显然她是带着内在动机对这个问题的好奇进入民大哲学系的宗教学专业学习的,然而,她得到的答案却是:“哲学家们到了最后,都会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虚无的。或者说,从语义学的角度讲,‘意义’这个词所承载的重量,是任何文字都无法承载的。而不同的宗教,无非都是一套封闭的世界观,你通过赞同某些前提,来换取一个安全的有限自由的大牢笼。”
在被徐凯文医师称为得了“空心病”的北大学生中,“这些孩子,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但是,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这里提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是要给学生提供“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那么问题来了,这应该由谁来提供,不是父母和学校吗?走到大学一年级还出现这个问题显然说明父母和中小学的教育失败,那么北京大学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精英大学,在这件事情上能有多大作为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与光华管理学院2013级本科生梁淑淑发表的有关北大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和去向的分析引发了很多关注,读者可以搜索“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高考状元扎堆经管学院”,这里是澎湃网网址:http://www.thepaper.cn/www/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1517718。
文中提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每年聚集了三分之一的各省高考状元和奥赛金牌得主,这些精英学生中的“精英阶层”,是真的因为喜欢、热爱管理学、金融学这些专业才到这里的吗?显然不是,因为“刚进校园时,不乏浪漫飘逸的才子诗人,忧国忧民的慷慨之士,可经过4年的挣扎,最后大多宿命般走向投行、券商、咨询的‘俗路’,只剩下同学聚会时不无伤感的自嘲”。两位作者提出了所谓的“高分诅咒”现象:“分数高的学生都扎堆报考同一个专业,一定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内心其实不喜欢或不适合这个专业(职业),这就是高考报志愿的‘高分诅咒’。”也就是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很多本科生在选择专业和未来职业上并不存在自发性动机,内驱力的学习和工作动机都是缺乏的。这里两位作者试图用“同辈压力”以及应试和竞争环境这些外在的因素来解释这一“高分诅咒”现象。但是,在本人看来,根本性的原因是精英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的内驱力、自发性动机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也就是因为知识本身的乐趣而学习和工作的动机,因自己赋予某种知识以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而进行的学习和工作的动机,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在“同辈压力”和环境压力面前,就出现了不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以随大流方式选择专业和职业的现象。学校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刚入学的精英学生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啊,学院和学校有提供任何真正可以支持这些“才子诗人”和“慷慨之士”兴趣和爱好的教育吗?学生的自发性动机在现实环境中原本微弱,而大学不正是应当为这些微弱的自发性动机施肥、浇水,给它们阳光雨露,让它们茁壮成长吗?“塑造灵魂”“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独立之人格的养成,自由之精神的培养”这些原本应该由大学承担的人文价值与核心使命,在学院和大学中消失不见,学生如何能将学习和职业的外部动机高度内化,从而形成自发性的动机?[11]
我们走进精英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就很容易发现,大学四年的校园生活和学习中,存在大量扼杀自发性学习动机的陷阱:GPA成绩的各种排名,班长、学生会主席等各种学生干部的评选,国家奖学金评比,挑战杯科技创新比赛,等等。根据哈佛大学创造力专家阿玛贝尔的研究,外部评价和奖励通常情况下会对内在动机产生抑制和消除的负面影响,而内在动机是进行创造力活动所必需的。
让我们回到学校层面,学校各个院系和行政部门的工作动机又是什么呢?“独立之人格的养成,自由之精神的培养”“塑造灵魂”“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些重要的人文价值学校有动机提供吗?徐凯文医师在另一篇文章《时代空心病——功利化应试教育之祸》[12]中提到,每年北大清华两校为了挖到各省的状元和尖子学生都会进行“掐尖”招生竞赛,“我前两天在北大西门外等红灯时听到,有些同学可能是参加了招生组,他们也在相互抱怨,为了得到状元考生,要去伺候、讨好这些状元。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本来报考北大或清华这样的最高学府,一定是心怀敬意、满怀梦想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这样一些同样带着功利价值观的招生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他们还能够留下多少对高校的向往和对老师、对学校的尊重呢?”学校从一开始招生就采取功利主义的控制性动机去对待学生,在进入学校学习后学生又被各种国家奖学金、保研、“学霸”“学神”的奖励评价环境所围绕,学生的学习动机很难保持自发性的内在动机。
综上所述,今日精英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仅无法为学生提供“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而且通过外部的“学霸”“国奖”等一系列标签式的评价,毁坏学生对学习本身真正的兴趣、好奇,以及自身对意义的追寻。也就是毁坏了学习动机(甚至人生的动机),具体地说,就是学习的自发性动机。这里的自发性动机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某个学问、某种知识本身的有趣、新奇、有挑战性而产生的学习动机;另一个是当事人虽然认为学习无趣,但是觉得对这种“无用知识”的探究却极为有价值和有意义,从而高度内化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生身处精英教育中,更多的是以控制性动机作为学习的驱动力,或者处于非人格化的无动机状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