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中教师工作动机的积极探索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由四川成都武侯实验学校校长李镇西发布在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里的，题目叫“向八十年代致敬——读《我与八十年代》所想到的”^[104]，这篇文章所描述的20世纪80年代浓厚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未成人的学生来说，着实令人兴奋和着迷，再结合高晓松在《晓说》中的某一期“大师照亮八十年代”^[105]对这一时期各个领域中涌现出的“精神领袖式”的启蒙人物介绍，真是后悔自己生不逢时，晚生了十年！

这里想就李镇西校长在文章中回顾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经历，谈一谈那个年代学校教师的工作动机状况。正如李老师所说，“八十年代，是我的理想主义奠基的年代；是我的心灵自由自在飞翔的年代；是我走进童心，感受孩子纯净与纯真的年代；是我享受教育，体味教育浪漫与情趣的年代……”^[104]李老师本人是非常明显的以内在动机、自发性动机进行工作的，李老师搞的“未来班”、他的广泛阅读和专业阅读、他的写作，作为李镇西老师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事件”，他的第一篇论文于1985年发表在《班主任》杂志上，以及基于当时原始的教育日记后来出版的《爱心与教育》，都发生在这个时候^[106]。

当然80年代的教师不可能都像李镇西一样，依靠激情与理想工作，那时候的学校有点类似国有企业“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体制，“我想到自己刚参加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的风气和现在相比有许多不同。比如，对年轻人好像缺少‘激励机制’——除了学校期末评选优秀老师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评优选先，也没有职称一说（中学教师的职称评定是1986年才开始的）。另外，那时候的工资不高，而且是‘大锅饭’——无论多少工作量，每个月的工资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比如，无论当不当班主任，无论教几个班，每个月的工资都是52.5元（四川省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转正后的工资标准）。”^[107]这样的平均主义当然有利也有弊：“这种体制这种氛围，其不好的一面当然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让懒人有空子可钻；但好的一面就是让想干事的人心态平静而从容，不浮躁。只要你想干事，就专心致志地去干，别有什么杂念。静下心来，不急不躁，不慌不忙，潜心于教育教学本身，而不是老想着‘获奖’‘晋升’。这就叫‘淡定’，叫‘沉静’，叫‘朴素’。”反观现在学校中的绩效主义大行其道，虽然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平均主义、偷懒的问题，然而，那些偷懒的教师只是为了满足绩效指标而工作，以控制性动机驱动工作，换来的只是重复性、机械式、算法式、常规性的工作结果；而代价却是“让想干事的人”无法“心态平静”“专心致志”去干，破坏了教师的内在动机、自发性工作的动机。对教师工作动机的这种巨大影响，最终会反映在工作效果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小学新课改目标一直难以在一线教学工作中落实、学校工作没有实质性改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学校具有容许教师们以自发动机而工作的良好环境：那个时候没有职称、奖金、各种“名利的诱惑”、各种头衔奖励，年轻教师不必为了“教坛新秀”“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和“领军人物”等这些外在的各种“诱惑”而工作，而可以保持一种内在、自发的工作动机，“没有了这些诱惑，剩下的便是单纯的教书，因为单纯，对教育体力的投入和脑力的思考便深入得多。”^[104]显然，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教师，李镇西很清楚地说明了两种工作动机的差异。李老师自己在“未来班”搞的优秀班级实践，给学生带来的快乐、收获、故事和成长，让他成为今日新教育“完美教室”的先行者。他当时开设的“社会调查课程”，“有意识地设计了全班的社会调查内容、形式、规模，每个月都至少让孩子们利用一次周末的时间，以小组为单位走上街头，走进工厂，走向田野……关注改革热点，了解民意社情，采访市长官员，感受万家忧乐。每次回来都要写调查报告，并在班上交流。”^[108]实际上这就是2001年新课程改革之后所倡导的“综合社会实践课程”，李老师可谓这一领域的先行者。所以，不同的工作动机驱动所带来的教育活动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李镇西老师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www.xing528.com)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时说：“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尽的启蒙事业。”为何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动机呈现出“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109]这样的内在、自发的特点？这同当时没有盛行现在的绩效管理有密切关系，“必须承认，这跟那个时候学科界限不明晰，学术评估不严格大有关系……那时有很多时间、闲暇。对，有时间来读书、思考、表达。大学没有规定你一年非要发多少篇论文不可，更没指定发表文章的刊物。‘文化热’中涌现的许多名文，今天看来，大都不算‘论文’，只是‘评论’而已。此类态度坚决立场鲜明的文章，假设多而论证少，今天送到《历史研究》或《文学评论》，估计都登不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核心期刊’，没有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更没有二十个注释以下不算论文的说法。这样一来，制度给了他们自由读书的时间，也给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别小看这一点，很重要的。”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80年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动机之所以同现在的学者大有区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绩效管理，没有严格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性动机、内在动机容易发挥作用，从而形成当时的“文化热”。

关于80年代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特质，不仅是作为中学教师的李镇西的感受，同样是作为大学教师的陈平原的体验，“我觉得八十年代的文学、学术、艺术等，是一个整体。包括寻根文学呀，第五代导演呀，还有文化热什么的，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但互相呼应，同气相求。一定要说有什么特点，我想，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有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通过对80年代学校教师工作动机的回顾，会发现从公司和企业中移植到学校的绩效管理方式对教师的工作动机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反映在从80年代教师工作动机到今日学校教师工作动机的变化上，这种变化并非个别人的变化，而是校长和教师群体的工作动机变化，值得今日学校管理者在采用绩效管理措施时进行应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