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绩效管理：指标思维的探索

今日学校绩效主义大行其道，好的一面是解决了传统经验主义、行政化、“人治”的学校管理所带来的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坏的一面是带来了绩效主义固有的内在缺陷：那就是影响了学校教师和校长的自发性工作动机，令校长和教师们的外部动机、控制性动机高涨。在推行绩效主义的众多理由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评价指标设计得不够科学、合理，言外之意，只要采取了尽可能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就不会出现绩效评价与考核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真是这样吗？

其实，持有绩效主义思维的人，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信奉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具有无限可能性，只要努力改进，绩效指标总有可以全面、完整反映现实的一天。问题是哪一天？可否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先把绩效考核放一放？理性无限，设计指标的人理性是无限的，应付指标的人不也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绩效考核如何摆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捉老鼠”游戏？其次，赫伯特·西蒙早已说明人的“有限理性”，人是不可能依靠无限理性驱使行为的，完全依赖绩效指标设计违背人的本性。更重要的是，过分看重绩效考核指标，导致学校丧失了校长和教师本应该具有的积极领导力，作为人的主体因素被让位于物化的绩效指标，这是学校管理的本末倒置。

从绩效考核的历史来看，在我国盛行应始于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企改革，由传统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变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新绩效标准，这激活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带来了经济生产领域的经济繁荣和生产效率的大大提升。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学校中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绩效主义管理方式。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在一篇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中提到，“那时候，从事教育也很单纯，也有质量竞争了——虽然‘应试教育’还没有今天这么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但说实话，压力也不小，那时候不叫‘应试教育’而叫‘片面追求升学率’；然而，那时候的竞争还比较公平，人们还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还比较朴实老实。作为年轻教师，不光是我，其他同事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利目的，教书就是教书，那时候没有‘职称’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评职称的），没有‘教坛新秀’之类的‘评优’，也没有‘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选拔，至于什么‘课题研究’‘论文发表’等等统统没要求！反正你干得再好，也是那么多工资，最多校长表扬你几句，或学校期末给你发个奖状——奖金是没有的。没有了这些诱惑，剩下的便是单纯的教书，因为单纯，对教育体力的投入和脑力的思考便深入得多。不像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各种名利诱惑太多，一参加工作就想的是几年拿下‘教坛新秀’，继而攻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称号，再获得‘特级教师’头衔；还有一门心思琢磨当什么‘理念’的‘首创者’或者什么‘流派’的‘领军人物’。如此等等，都是当今区别于80年代的特征。当然，这些的积极意义，是对年轻人多了许多激励，但消极意义是让年轻人一开始就过于功利化。相比之下，还是80年代的纯净更符合教育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去年以来写下的‘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以及《浮躁种种》《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遍地‘教育家’》等文章，与其说是对当下种种不良现象的批评，不如说是对80年代教育纯净之风的呼唤。”^[75](www.xing528.com)

在李镇西的这篇回顾文章中，很容易看出20世纪80年代学校中的考核方式同现在存在的差异，就是评优、评奖没有现在这么多，教师的工作就是“单纯的教书”，教师的工作注意力比较集中，“因为单纯，对教育体力的投入和脑力的思考便深入得多”，后来出现一系列的评优、评价、绩效考核行为扰乱了教师的注意力，让真正热爱教育的教师都无法专注工作，教师们的注意力都被“激发”到了各种评优、评奖上，“教坛新秀”“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等等。通过80年代学校教师工作动机同现在学校教师的工作动机对比，可以发现绩效主义实际上对教师们的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种强化绩效主义管理的做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本章后面讨论的“学校消极领导力的变化趋势：从‘软’到‘硬’”，通过对几位教师的个案考察发现，学校内部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强化实施的绩效主义管理措施，大概在2000年之后开始；在政策层面，则是以2009年开始实施的绩效工资改革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