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为何从美国企业界诞生的绩效主义的管理在今日中国的学校中能够大行其道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就是绩效评价看起来比较客观、公平、公正,大家按照同一套指标体系进行职称、奖励和头衔的评价,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相比较而言,没有绩效评价指标,就会导致很多“不公平、不客观、不公正”的评价出现。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对此作了生动说明:“当今社会,扭曲的‘人情味’、畸形的‘关系学’甚至千丝万缕的利益链……都让本来清清爽爽的提拔、晋升、评比变得越来越‘主观’。这种风气自然也不同程度污染了本来洁净的校园。为了评个先进,捞个荣誉,有人跑关系、拉选票、请客吃饭,这几乎成了‘明规则’。还有不那么正派的校长,把每次评优选先都当作一次诱饵,以笼络人心,培植亲信。于是本来应该是清爽纯正的评比,便有了许多猫腻和许多不应该有的‘倾斜’——唯独缺少了客观与公正!于是,评‘人’逐步成了比‘证’,便有了合理的存在。毕竟,各人把自己的证书拿出来比比,简单客观,谁都没有话说。毕竟绝大多数证书都是当事人在某一方面优秀的证明。如果证书都货真价实,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评优腐败的路子。”[65]为何说绩效主义的考核评价只是看起来公正、客观?原因在于越是工作的深层次的内容、创造性的内容越无法用量化的绩效指标加以衡量,“因为在一个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好多因素是无法‘证书化’的——尊重与平等的教育民主,亲切融洽的师生交往,和谐有效的课堂气氛,走进心灵的谈心艺术,严而有格、爱而有度的教育分寸,与学生家长‘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纯净关系,包括周末节假日和孩子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嬉戏以及常常下班后走街串巷的家访……这一切,如何用‘证书’来体现?假如一位老师在这些方面常常让孩子依恋,让家长感动,但就是比另一位老师少了一篇发表的文章,或少了一面班级卫生流动红旗,便落选优秀老师的评比,你说——公平吗?”[66]
其次,绩效主义的评价考核比较方便管理,管理中省事、偷懒的事情并不罕见。为何采用绩效主义的评价方式会方便管理?因为一旦一个外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起来,局长、校长就可以依靠绩效评价来引导、影响和控制大家的行为方式,而不必依靠对每位教师的行政命令。正如李镇西校长所说,“‘实事求是’喊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在评优选先这件事上就那么难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图简单,图省事,只求表面上的‘客观’,而牺牲了实质上的公正。因为人比证书复杂一万倍,拿出证书来放在桌上一目了然,而要综合考察一个复杂的人,多费事啊!”[66]
再次,绩效主义横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学校领导者的能力欠缺,缺乏领导力的表现。其实,领导者的领导力和绩效评价既相互配合,又有相互替代的一面,这取决于领导者真正的领导力的高下,领导素养高,领导能力强,自然不必依赖绩效评价,就可以很好地影响大家,带领大家,以至于绩效评价虽然有,往往只是个别时候采用,或者干脆当作摆设,摆而不用。反之亦然,领导者的领导素养缺乏,能力欠缺,无法影响大家的行为,就只好依靠绩效评价来影响和引导大家的行为。(www.xing528.com)
最后,学校中绩效主义横行,同地方政府追求教育GDP的政绩目标有密切关系。杨东平教授在一篇对应试教育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追求和竞争,是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对GDP的竞争制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极大地扭曲了经济秩序、破坏了自然环境;在教育领域,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67]地方政府追求升学率、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比例,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手段就是在学校中推行绩效主义的评价考核措施,将教育GDP的指标同教师职称、校长晋升、福利待遇、评优评奖等捆绑挂钩。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的GDP则反映在各种头衔、荣誉、奖励和排名上。以深圳市为例,在深圳市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孔雀计划”中,将高层次人才分为A、B、C三类,对此三类人才的认定标准几乎就是一个评优、评奖的大全[68],其中所要求的“境外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和博士在说明5中有交代:“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或泰晤士报《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50名的境外大学,限申报年度最新排名。”结果就落在了大学排名上。深圳市的上述做法并非个别。广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69],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了《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申报确认实施办法(试行)》[70],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北京市港澳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及认定程序》[71],等等,都提出了大同小异的高层次人才争夺标准。
在绩效评价中,如何判断高校是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者如何判断高校是否朝着世界一流行列迈进?那就是看各种排名,常见的有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72]、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uacquarelli Symonds合作的QS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等等。为了实现这些排名目标,政策措施往往以资金分配中的“支持力度”作为对高校发展方向和努力程度的绩效奖惩,对于朝着世界一流大学这类排名去努力的高校就有奖励,努力程度不够或者不朝此方向发展的高校则要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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