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以绩效为导向的招聘方式同学校内部的管理方式一脉相承，反映的是学校绩效管理的一个侧面；大学内部的职称评定、各种评优评奖和荣誉奖励也主要都是以绩效为导向的，学校从外到内都表现出了一种绩效导向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强化，有愈演愈烈之势。
最近有一篇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对校内教师的发言稿广为流传[62]，其之所以会引起关注，不仅因为校长张尧学在中部一所普通高校中南大学实施过一系列高校改革措施，以提升中南大学的办学实力；更因为这篇发言稿在大学校长的办学思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所地处中部的普通高校，张校长显然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恐怕也是很多“随大流”的校长所缺乏的。张校长的危机意识主要来自外部高校竞争的环境和学校内部的治理，外部高校竞争的环境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所要求的绩效指标，如政府按学科水平进行经费投入的方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进ESI世界前1%的学科数，进前1‰的学科数，以及进前万分之一的学科数。”[63]除了要考虑所谓的ESI的学科排名，还有国内的一级学科排名、“青年千人”的获奖人数、院士的获得人数、“长江学者”获得人数、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获得人数，等等。归根到底，中南大学的办学经费与诸多绩效指标挂钩，“强化绩效”导致了张校长的“危机感”。关于学校内部的治理情况，从学院层面的思想认识，到制度的遵守、学科建设和教学几个方面，主要是在讨论绩效标准没有真正落实的问题，这里不再详述。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为何会出现文章开头提到的大学招聘中绩效导向的现象？那就是学校管理整体上的绩效导向，招聘仅仅是绩效导向的一个侧面表征。
在张校长的这篇发言中，有过多次反问：“我们的教师、科研人员，知道这个变化的、关心这个变化的、适应这个变化的，有几个人？大家重视了没有？参加进去了没有？”“小富即安、缺少危机意识、缺少学术意识、缺乏想象意识，想象是打开科研大门的钥匙，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学校事业的发展。”似乎中南大学只有校长具有这样的危机意识，而其他的教师、科研人员并不真正在意。然而，这种反问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张校长的绩效考核指标同教师是不一样的，当然也应该不同，每个人都有一张各自的绩效考核指标清单。张校长在这篇发言中提到的众多学科排名、绩效指标都是他作为校长的绩效考核指标，他要考虑全校的学科排名、“青年千人”的获奖人数、院士的获得人数、“长江学者”获得人数、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获得人数等；相应地，教师、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就是成为某些奖项的获得者：“青年千人”、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等等。大家都只是盯着自己的绩效指标，怎么还有时间精力操心别人的指标呢？(www.xing528.com)
不光校长有着自己的绩效指标，每位教师也各有自己的绩效指标，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说：“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研究所讲课时，许多青年教师跟我诉苦：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长江’（长江学者）或者‘杰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就意味着我的科研生涯就结束了。”[64]邵峰解释说，如果你45岁之前没拿到“杰青”或者“长江”，后面就很难申请到独立承担的课题，只能为“大牛”打工。“更让人担忧的是，现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帽子链’。比如，如果你想当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你最好先拿到‘优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可以说，从校长到普通教师都被深深卷入绩效主义的管理方式中，那么学校管理中的这种绩效导向是从何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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