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教育工作能够真正实现转变,如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高教改革的目标那样,教育工作从重复性、机械性、算法式的工作类型转变为复杂性、探究性、需要发挥校长和教师群体创造性的工作类型,那么就必须对现行的教育政策环境导向进行调整,逐步减少、放弃控制导向的各种行政政策和规范规定,转变为对学校校长和教师的自主提供支持导向的政策方向。
如何实现由控制导向的政策环境向自主支持的政策环境转变?这里以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等相关政策为例,首先,需要逐步取消目前那些激发教师控制性动机的各种政策、规定,这意味着要:(1)整体性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真正落实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待遇的政策。(2)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获得保障的前提下(也即中小学教师基础性工资达到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逐步取消依靠奖励性工资刺激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做法,不再依靠以物质待遇回报作为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的主要方式。(3)逐步取消目前中小学大量存在的各种级别、各种形式的奖励、评价方式,尤其是涉及教师工资和职称制度方面,取消各级各类奖励同工资、职称挂钩的做法。(4)在地方教育行政层面,应逐步取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各种检查、评比、评优、评价、督导,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仅仅停留在确保合乎法律和政治方向层面。学校发展逐步由“外力制动”转变为“内力制动”。
其次,逐步建立以自主支持为导向的政策环境:(1)充分下放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教案准备、讲课、说课、评课中的自主权,支持任课教师具有在教学各个环节的充分自主权。(2)在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上,为教师提供选择性,以经费资助为主要形式,由教师自主决定参加什么样的培训,减少各级各类集体统一培训的模式。(3)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形成由校长和教师“内力制动”主导的学校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营造自主支持导向的政策环境意味着,不能仅仅从某一项政策单独来考虑目标的实施效果,因为单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中小学新课改、高校教育质量提升和“双一流”改革,都可能会因为缺乏配套支持的政策环境而导致改革目标达不到预期[32]。因而对于中小学绩效工资改革也必须从涉及中小学教师工资、中小学职称制度、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综合制定对教师、校长自主支持的政策方案,只有当整体的政策环境都是以自主支持为导向时,单一的、个别的自主支持政策才会真正奏效。(www.xing528.com)
在自主支持导向的政策下,在很多时候恰恰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尽可能“有所不为”。以深圳市明德实验学校为例,“福田区人民政府、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组成的深圳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明德校董会,是明德的委托管理方,为学校的管理主体,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董事会为学校的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具体承担办学责任。校长向校董会负责,校长及其管理团队负责拟定学校的办学规划,实施学校的日常管理”[33]。这一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具体体现在哪里?根据学校校长程红兵的介绍,首先就体现在自由选聘教师上,“学校有权自由选聘教师,不需要经过教育局、人事局统一招考,教师队伍实行契约制管理。”[34]明德实验学校具有自由选聘教师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带给学校的好处是“实行契约制之后,学校作为用人主体,选需要之人,聘可用之人,保证学校自由选择一批热爱教育事业、有所作为的教师进校。另一方面,学校构建激励机制。因为实行的是契约制,学校教师队伍不再是一潭死水,打碎编制,换来自由,双向选择。学校允许教师改变初衷,允许教师跳槽;学校既可以聘任自己心仪的教师,也可以解聘问题教师。优秀教师进得来,不合格教师出得去。教师队伍保持适度压力,对保持队伍积极进取很有好处”。更为重要的是,程红兵校长充分运用这一人事自主权,做到唯德是举,唯才是用,实现了“三个打破”:打破了师范院校的源头限制,打破了资历称号的限制,打破了行业身份的限制,招到学校真正想招、需要招的人。
再如四川成都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他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经历时谈到,有一些关键的人、关键的事件和关键的书籍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的关键人物就包括曾任成都武侯区教育局局长的雷福民。李镇西回忆说:“我说我当校长不是目的,搞平民教育才是我的追求,于是他把我派往郊区的一所农村学校(随着城市化进程,现在这所学校叫‘涉农学校’);为了不让烦琐的管理事务缠住我,他给我配备了管理能力强的常务副校长,把我解脱出来,让我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地思考与研究。他不但理解我,更包容我。他了解我的个性,包容我的个性,尽可能给我以思想的自由,也给我以行动的宽松,他甚至允许我不参加教育局的校长会。”[35]显然,自主支持的环境既包括对校长和教师自主决定的支持,还包括行政部门的“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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