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第三节实证假设的提出

企业的环境行为及结果，影响着特别是重污染型企业的价值。节能减排好的企业，受到政府处罚少，能源及环境方面的成本低，发展前景好。但环保投入也大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在达到环境基本要求后，企业经济业绩和价值能否随环保强度的增加而得到提升，还难以确定。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自愿环境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分成有正面影响、没影响和有负面影响三种。

认为有正面影响的主要研究中，Belkaoui（1976）的研究较早，他比较了50家自愿环境披露（年报中披露了污染控制支出）的企业，相对同行业中的50家其他未披露这种信息的企业的平均月度超常收益，结果发现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年报发布的前一年，自愿环境披露企业拥有较低的月超常收益，而相反的结果在年报发布后四个月出现。Belkaoui认为这是因为“具有环境道德意识的投资者”的出现，或是污染控制方面投资增加的披露对企业价值的积极影响。污染控制方面投资增加的披露增加了“具有环境道德意识的投资者”的股票需求，或是污染控制信息披露使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进行了修正。Magness（2002）提供了与Ingram（1978）一致的证据，她检验了1996年Placer Dome矿泄漏事故如何影响加拿大黄金采矿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也评估了是否公司的环境披露策略影响股市对本次生态事故的反应，发现泄漏事故确实导致加拿大黄金采矿企业股价下跌。但是，那些在董事会或高管层明确披露环境管理程序的企业股价下跌较少。

认为没有影响的主要研究包括：Ingram（1978）研究了287个美国企业，在平均意义上没有发现年报中环境信息自愿披露能为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Cormier和Magnan（2001）支持了Ingram的发现，他们发现年报中的自愿环境信息环境披露与股价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在因超水平污染而受到惩罚的企业中，自愿环境披露与股价存在关联。

认为有负面影响的主要研究包括：Richardson和Welker（2001）发现额外的社会性信息披露（包括环境披露）会增加其他的负担，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他们还指出，企业可能过度高估他们积极的贡献但隐藏部分对其不利的环境行为，以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www.xing528.com)

国内学者肖华、张国清（2008）研究了重大环境事故“松花江事件”对相关行业的公司股价和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发现股票市场对公司的正当性受到威胁和未来可能承担更大的管制成本做出了负面反应，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取决于时期和事件，基本上可以解释为一种为生存“正当性”辩护的自利行为，是对公共压力做出的反应。

据上所述，本章提出以下假设：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