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信息披露水平(ED)。我们参照Clarkson et al.(2008)的方法量化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经过培训的编码员对测试样本编码的信度检验合格后(Kendall系数为0.93),每个公司年报分别由两人独立编码,第三人核对和协调,最终取平均值作为披露水平。虽然公司也可通过新闻媒体等途径披露环境信息,但公司年报是公司与外部投资者沟通的最重要、最权威和投资者必读的文件。其他途径的信息由于不够权威而作用有限。另外,Dhaliwal et al.(2012)指出,公司社会信息披露的政策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等不同途径表现出相同倾向性,即社会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无论是在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等哪个披露渠道,都会有高的披露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年报的环境信息披露最具代表性。
2.企业的投资水平(IL)和现金流(CF)这两个变量参照Fazzari et al.(1988)和其他相关文献进行定义。企业投资水平(IL)为现金流量表中“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除以“资产总额”,现金流(CF)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资产总额”。
3.财务不透明度(TSP)。我们参照Hutton et al.(2009)和潘越等(2013),以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来构建公司的财务信息不透明度指标。具体地说,用分行业分年度的修正Jones模型估计出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用前三期的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之和作为财务不透明度指标。
4.政府治理水平(GMT)。本章借用王小鲁等(2013)的政府行政管理指数来表示政府治理水平,并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构成虚拟变量,即低于中位数的就被认为是政府治理水平低的地区,赋值为0,其他赋值为1。该指数自2006年起每两年一次对全国29个省级政府的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进行评价。为适应本研究,我们对空缺年份数据用插值法补全。由于没有西藏和青海的评价数据,在与政府治理水平相关的研究中,我们删除了这两个地区的样本。(www.xing528.com)
5.分析师跟进(AL)。我们以每年对公司发布分析报告的分析师人数,作为分析师跟进的测度。经计算并参考王玉涛和王彦超(2012),跟进每家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中位数约为3,我们一方面以其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多分析师跟进组”与“少分析师跟进组”两个子样本;另一方面在敏感性分析中将样本按跟进的分析师数量,从多至少分为5组来反映分析师跟进数量多少的影响。
6.其他解释变量。我们据Fazzari et al.(1988)选择了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成长性(GROWTH)为销售额的年增长比率,资产收益率(ROE)为净利润除以净资产,资产负债率(LEV)为年末负债除以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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